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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頭言

 

  這本川口長孺著臺灣割據志,是臺灣文獻叢刊的第一種。

  現在,似有兩個問題需要交代。(一)為什麼出臺灣文獻叢刊?(二)為什麼以臺灣割據志為第一種?

  先答第一問題。我在拙著清代臺灣經濟史的自序裏已經說過:研究歷史,一要有史料,二要有史觀;前者賴有公開資料的風氣,後者得憑個人獨特的修養。我們十多年來的工作方針,嚴格說來,就在儘量發掘並提供有關臺灣經濟的研究資料。因為有了充份的史料,社會上自然會有高明之士,運用其正確的史觀,深入研究,有所造就。我們願意為多數的學人服務,而絕不關心到小我(私人或機關)的成績。說明白些,我們固亦從事個別的研究,但願與大家在同樣的資料基礎上進行。我們堅信,個人的能力畢竟有限,資料的公開是學術進步的前提條件。由於這一信念,所以我們決定於原有的臺灣特產叢刊與臺灣研究叢刊以外,印行臺灣文獻叢刊,拿清代有關臺灣的私人著述(特別是未經印行的抄本)匯編問節。這一工作,對於臺灣研究者毫無疑義,有其必要。

  再答第二問題。自然,這既非由於本書是日本學人的漢文著作,也非由於這本著作有何特殊價值。這完全是偶然的。我們計劃中最先排印的,原是夏琳的海紀輯要;書存某研究機關。由於該機關主持人雖許抄錄,不準翻印;要印,就得用該機關的名義;這在我們的職責上,實在難以辦到;所以臨時將這臺灣割據志改排(已在臺灣銀行季刊第九卷第一期文獻欄刊出)先出。海紀輯要,早已抄好;出版問題,尚在洽商。我們希望能有圓滿的結果,因為古書原無版權(版權的作用,據我的瞭解,也在獎勵出版,不在阻礙出版);而我們的出書,更是百分之百的服務性質。

  接著,對於這本臺灣割據志的內容,應該有點介紹。本書不分卷,先述臺灣的風土及先住民的習俗,次述明季漳泉人之通販於臺灣;再次,自明熹宗天啟元年辛酉(一六二一),迄清世宗雍正元年癸卯(一七二三),有關臺灣之事,靡不編年記載。故本書雖稱「臺灣割據志」,實為鄭氏三世之詳紀。書中所用資料,皆經注明出處。資料之彼此不同者,並作考異式之自注附於正文之下。按本書原系日本秘閣所藏抄本,書首有「秘閣圖書之章」及「日本政府圖書」印各一,書末又有「內閣文庫」印並朱文「文政壬午」四字。查日本文政壬午,當清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則是書之入藏,距今已百有三十餘年。茲據再抄本剩錄,為之標點分段,然後付印。惟再抄本錯誤殊多,凡校正四百餘字;間有知其訛舛而未能校正者,附問號以存疑。

  其次,談談翻印這類舊書的方式問題。有人主張:用照相影印,既省費,又省時,而且可以全無錯誤。但我不是這樣想法。我想:除了書畫之類供人欣賞的作品以外,凡是給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的書籍,應以「便利」為第一條件。而此所謂「便利」,又當是客觀的。例如:像吾輩五十以上的人,看舊文字,也許用不到新式標點的幫助(可能也有反認新式標點為累贅的),但是這種主觀的認識,不能否認新式標點的「便利作用」。我們出書,要以年輕的一代為標準——現在的年輕人以及未來的年輕人。我們要為他們著想,並為他們謀便利。我們應該為他們的便利而放棄自己的便利。這因現在的五十以上的人是有限的,未來的年輕人是無窮的。由於這一理由,我們寧願標點排印。再次,還有一點可以一提。有人主張:「這類書,印刷當圖講究,印數務須減少;每種限印三百部,已經足夠」。不論印刷與內容,都得以「世界水準」為努力的目標,這是不錯的。但在現狀之下,能夠「世界水準」的著作,實在很少。我以為當前的急務,與其多花錢僅求印刷趕上「世界水準」,不如節省一點費用多印幾本比較有用的書。所以本叢刊的用紙,祗在「宜於保存」的立場,改用道林紙(過去的出版物都用白報紙)而已。至於印數,暫定千冊;理由仍為我們的出版物是「給一般人研究、參考或閱讀用的」,並非供少數藏書家賞玩的,所以我們不想以少印居奇。

  我們讀歐洲經濟史,知道中世基爾特(Guild)的形成及其影響。中國的手工業具有深長的歷史,故以手工業為基礎的基爾特精神,亦曾深入每一角落,而且歷久不衰。但是,近世的產業革命,在歐洲已將基爾特澈底摧毀。至在中國,則因機械工業尚未成型,以致基爾特的餘音嬝嬝,原不足奇。但這是「落後」,這是「障礙」。如何實踐先哲遺言「迎頭趕上」、「天下為公」,現代知識份子的責任,似乎尤為重大。

  周憲文於臺北惜余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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