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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产阶段启蒙时期的文学
第一节 龚自珍
真正打破清中叶以来传统文学的腐朽局面，首开近代文学风气的人物是龚自珍。
龚自珍（１７９２～１８４１），字瑟人，号定，浙江仁和（今杭州）人。他出身于官僚文士家庭，二十七岁中举，三十八岁中进士；由内阁中书官至礼部祠祭司行走、主客司主事，"一生困厄下僚"。四十八岁辞官南归，五十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
龚自珍是我国十九世纪上半纪（嘉、道）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他的思想带有极大的叛逆性，文学富于创造性。
龚自珍生活的年代，是统一的封建国家面临没落、崩溃，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新阶段。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不断加深，国内阶段矛盾日益尖锐化，"自京师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户"，农民起义前呼后应，"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西域置行省议》）！他的思想所以特出于当世，在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即还在所谓太平盛世，就意识到这个深刻变化的时代。他对封建国家的新危机，具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性。但他处在过渡时代的开始阶段，他的思想发展是有一个艰苦、复杂和曲折的过程的。他最初自然地接受了乾、嘉以来的"显学"即以戴（震）、段（王裁）、二王（念孙、引之）为代表的正统考据派的影响，但他能不为所囿，以一种特有的敏锐的眼光观察现实，对黑暗的现实政治社会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尖锐的批判（《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等），并发出改革的呼声，提出改良经济制度的主张（《均田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热情地歌颂了"山中之民"的兴起，肯定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尊隐》）。后来在学术思想上他又坚决地抛弃考据之学，接受《春秋》公羊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的影响，所谓"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社会联系，使学术研究不流于空谈，而能实际有用，研究的课题也更多更广，所谓"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因而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提出了积极了的建议，──《西域置行省议》和《东南罢番舶议》，这一建议对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以及政治学术思想的渐趋成熟，他提出了著名的 《古史钩沉论》，把经史、百家、小学、舆地，以及当代的典章制度的研究，完全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的概念。他说："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在于史官能站得高，从全局着眼，作客观的、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批判。他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当今之务"联系起来，应用《春秋》公羊学派变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在"尊史"的口号下，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这种历史家的批判的态度，始终没有使 他离开现实，在许多内政和官僚制度问题上，他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特别对抵抗英帝国主义侵略表现得更积极和坚决。一八三八年（道光十八年），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他作了《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向林则徐"献三种决定义，三种旁义，三咱答难义，一种归墟义"。他主张严禁鸦片，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并驳斥了僚吏、幕客、游客、商估、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害论词。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第二年（１８４１）的夏秋间，江苏巡抚梁章钜驻防上海，他在丹阳云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论时事，并约即日解馆来访，稍助筹笔"，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龚自珍这种思想发展，从早年的社会批判和改良论到中年以后以批判的历史家自任，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可以看到他的从自发到自觉的进步斗争过程。但这里也可以看到，他既以历史家自处，随着仕途的失意，也就自然地以"罗文献"自慰，终于不免陷入"以琐耗奇"的悲哀，这就是他中年以后所以感慨日深的缘故。然而就其主导方面来说，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改良的目标也不明确，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衰世"，为"日之将夕"，确信未来时代的变化，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也始终是一贯的。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近代资产阶段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在龚自珍的思想中，诗和史的联系是很自然的。他认为《六经》是周史的宗子；《诗》是由史官采集和编订起来的；而且"诗人之指，有瞽献曲之义，本群史之支流"。因此他认为不仅选诗和作史的目的，皆在于"乐取其人而胪之，而高下之"，而且诗人作诗也必然和史官作史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社会历史批评。"贵人相讯劳相护，莫作人间清议看"；"安得上言依汉制，诗成侍史佐评论"：他把自己的诗看成是"清议"或"评论"的工具，显然他把诗与史、诗人与史官在社会作用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它们的职责皆在于对社会历史进行批评。龚自珍的诗，以其先进的思想，真正打破了清中叶以来诗坛的模山范水的沉寂局面。他的诗绝不单纯地描写自然景物，而总是着眼现实社会形势，发抒感慨，纵横议论。"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清深不自持"。他的诗饱含着社会、历史内 容，是一个历史家或政论家的诗。 龚自珍的诗从十五岁编年到四十七岁，曾有二十七卷之多。可见诗人虽然屡次"戒诗"，而实际作诗还是很多的。"文侯端冕听高歌，不作精严故不磨"；"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可惜在二十七卷之内的那些大量的"精严"而"字字真"的少作，都已失传。今存的六百多首诗，绝大部分是他中年（三十）以后的作品，它们的重要一部分是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揭露和批判。一八二五年（道光五年）写的《咏史》一律：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箸书都为稻梁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有力地揭露了统治阶段的腐朽面貌以及在残酷的文字狱威胁之下，一般文士埋头著书的庸俗状况；结句更借田横抗汉的故事，揭穿了清王朝对文士仕宦利诱的欺骗。它深刻地批判了清王朝统治的历史。后来诗人看得更为深广，在著名的《己亥杂诗》中，不仅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对中国的侵略和危机，统治阶段的昏庸堕落，更重要的也看到人民的苦难，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内疚：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渡此河。我亦曾靡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他责备自己吸食人民的血汗，并沉痛地指出统治阶段不事生产，无穷地对人民血汗的榨取：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这些诗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深刻的现实意义。
龚自珍写得更多的诗，是一种具有复杂的思想内容的抒情诗，给人一种深沉的忧郁感、孤独感和自豪感。在阶段矛盾尖锐化、国家民族发生严重危机的新形势下，清王朝及其文士官僚日益庸俗堕落，到处浸透着死气沉沉，令人窒息的气氛，这一切和他的经世之志、朝气蓬勃的少年气派，发生了严重的矛盾。在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的包围中，他成为众矢之的、"狂不可近"的人物。"病骨时流恕，春愁古佛知"（《才尽》），上句是反语，他的"病骨"决不会得到"时流"即庸俗的官僚文士的宽恕，他的愁苦是没人知道的。实际情况是"欹斜谑浪震四坐，即此难免群公'（《十月廿夜大风不寐......》）；是"苦不合时宜，身名坐枯槁"（《乞籴保阳》）。这种"狂客"在当时虽不是个别的，但他却是最突出的。"一山突起丘陵妒，万籁无言帝座灵"（《夜坐》）：清醒的、有志气的人被排斥着，被嘲笑着，而天下是死寂的。"秋气不移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天下虽然面临着"秋气"的侵袭，夕旧西下，暮霭沉沉 的情景，而庸俗的官僚士流社会还是醉生梦死，安然自若。他们不知道"四海变秋气，一室难为春"整个统治阶段必然全部没落的命运，昏庸愚昧，实已无可救药。"天问有灵难置对，阴符无效勿虚陈"，问天无用，一切筹划都是白费。甚至作诗也是徒然，"姑将谲言之，未言声又吞"：他只能抱着深沉的忧郁和孤独，以及特有的清醒和自信而无可如何。在这种无可奈何的现实情况之下，除了发抒感慨，纵横议论之外，回忆值得留恋的快乐的过去，幻想现实之外美妙和境界和世界，乃成为诗人思想中一种必然的发展和出路。因此，在许多抒情诗中，他既热情地歌颂少年朝气，侠客和义士，理想或豪杰人物；同时又不断地艳羡"老辈"或"乾隆明士"、隐士和"读书官"，留恋母爱和童年，企求纯洁的爱情，美貌天真而有才艺的少女，向往湖山胜境，乃至梦境、仙境和佛教的清净世界。《能令公少年行》一诗，相当集中地表现了这种矛盾。"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剑"和"箫"或"剑态"和"箫心"正是反映着他思想中这种矛盾的概念。这里当然不难看到有其逃向空虚的消极的因素，但更多的积极意义却在于他对那种无可奈何的现实社会环境的极端厌恶和否定，他以温暖的母亲、童年的天真、纯洁的爱情以及理想的人物和世界与腐烂不堪的现实社会环境对立，是反对封建束缚，要求变革现实和个性解放的反映。如上文所述，他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依然表示确信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时代变化必然到来：
少年《尊隐》有高文，猿鹤真堪张一军；难向史家搜比例，商量出处到红裙。
在这个大变化的风暴之中，他要为猿鹤，作"君子"，表现一种有生的力量；不为虫沙，作"小人"，为时代所抛弃。这个变化是史无前例的，难于和庸俗的官僚士流们说，而只能和理想的伴侣和知己商量自样积极地对待这个世变的到来。同时他想着"风雪"即一种新兴社会力量的出现，以扫荡一切的迅急气势，打破那令人窒息一片死沉的局面：
九州生气特风霜，万马齐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自注："过镇江，......道士乞撰青词。"）
这里他所希望的"不拘一格"的"人材"，当然包括他所说的"才士"和"才民"，而主要指的则是他在《尊隐》中所歌颂的"隐"，亦即"山中之民"。
由此可见，龚自珍诗的艺术方法，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他揭露矛盾，否定现实，而又热情地幻想或希望变革现实。"庄骚两灵鬼，盘踞肝肠深"；"六艺但许庄骚邻芳香恻悱怀义仁"：《庄子》、《离骚》对他有很大的影响，是他的浪漫主义的主要源头。他"最录李白集"，认为"庄屈实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李白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他的奇妙的想像，奔放豪迈、冲破约束的精神，以及瑰丽的文辞，显然可以看出和庄子、屈原、李白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龚自珍诗最大的特点是政治思想和艺术概括的统一。他的许多诗，是一种"清议"即政治、社会批评的形式，他是以政论作诗的。但他并不是以议论为诗，使诗散文化，而只是以诗"箸议"。它们是这样一些诗：饱含社会历史内容，有极强的现实政治意义，但作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具体地、详细地描写现实政治事件，而只是把现实政治的普遍现象，提到社会、历史的高度，指出问题，发抒感慨，表示态度和愿望。这些诗主要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少数篇章表现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的结合，如《己亥杂诗》中为道士题的那首"青词"。
丰富奇异的想像，构成生动有力的形象，是龚诗又一显著的特点。"西池酒罢龙惨语，东海潮来月怒明"；"叱起海红帘底月，四厢花影怒于潮"；"畿辅千山互雄长，太行一臂怒趋东"；"九重阿阁外，一脉太行飞"。这里的"月怒"、"花影怒"、"太行怒"、"太行飞"等等，都是由于着想奇异，使习见的景物变得虎虎有，动人耳目，唤起不寻常的想像。他描写落花，"如钱唐潮夜澎湃，如昆阳战晨披靡；如八万四千天女的洗脸罢，齐向此他倾胭脂"：则使引起感伤的衰败的景物变为无比壮丽的景象，更飞出寻常想像之外。这些手法是龚诗的浪漫主义精神的直接表现。
形式多样，风格多样，是龚自珍诗的另一特点。他自觉地运用古典诗歌多种传统形式，"自周迄近代之体皆用之，自杂三四言，至杂八九言皆用之"。实际他写得多的是五七言古体诗，七言的律诗和绝句，而以七言绝句为大宗。它们的一般趋向是不受格律的束缚，自由运用，冲口而出。而这也以七言绝句表现得最充分。作于一八三九年（道光十九年）的《己亥杂诗》三百十五首，独创性地运用了七言绝句的形式，内容多种多样，作者旅途生活、见闻乃至生平经历以及思想感情的发展变化，均历历可见，因而成为一种有机的自叙诗的形式。正是由于这种充分地、创造性地运用，自然地使七言绝句成为一种轻巧而集中的描绘事物、表达思想感情的形式。
复杂丰富的内容，多种多样的形式，是龚诗风格多样化的基础。"从来才大人，面貌不专一"，他显然是以风格多样化自许和自勉的。他的古体诗，五言凝炼，七言奔放；近体诗，七言律诗含蓄稳当，绝奂则通脱自然。
龚诗的语言，清奇多采，不拘一格。有瑰丽，也有朴实；有古奥，也有平易；有生僻，也有通俗。但有些篇章由于用典过繁或过生，或含蓄曲折过甚，不免带来艰深晦涩的缺点。
作为古文家，龚自珍在当时更有名。他的古文著名的一部分是所谓"以经术作政论"，"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如《乙丙之际箸议第七》的改革说，《乙丙之际箸议第九》的三世说，都是明显的公羊学说的应用。这就是使学术思想与现实政治联系，引古喻今，以古为用。此类政论文，虽系发表政见，但为"箸议"，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们只是概括现象，指出问题，而表现含蓄浑括，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强烈的战斗性。一些直率批判揭露的论文如《明良 论》等也属于这一类。另一部分是借题发挥、寓言式的小品文。如《尊隐》、《捕蜮》等。它们形式多样，内容广泛，主要是对封统治的腐朽、黑暗以及一切庸俗现象作无情的讽刺，是语含"酸辣"的。此外还有一般记人、记事、记物、记名胜形势的记叙散文，内容更特殊具体。《杭大宗逸事状》，简单地直录事实，主旨在揭露清统治者的专制淫威和冷酷。《书金伶》通过一个名伶的声技的描写，反映了清统治者及其士大夫腐烂奢侈生活的一个侧面。《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通过一个地方的盛衰变迁和世态风习，不仅反映了所谓乾嘉盛世士流社会的庸俗面貌和醉生梦死的精神状态，而且指出其"初秋"气象，暗示一个历史时代的衰落变化。《病梅馆记》则通过植梅的生活琐事，反映了作者在专制主义的压抑和束缚之下，反对士流社会的矫揉造作，渴望人格的自由，精神解放的思想。
龚自珍的散文和诗一样，无论写什么题材，总是带着批判的眼光，从政治、社会的高度看问题，因而一般具有深刻的思想内容。而表现的方法和形式也非常特殊。或直率，或奇诡，散行中有骈偶，简括中有铺陈。语言瑰丽古奥，因而不免偏僻生硬，艰深晦涩。
龚自珍的文学创作，除诗和散文外，还有了许多的词。发抒感慨怀抱，爽朗自然，是诗的补充，也创造了自己的特点。但由于过分强调了词的抒情作用，不免把词看成消愁遣闷的工具，因而内容比较单纯，不够深广，成就不如诗文那么大。
第二节 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的诗文
十九世纪中叶前后（道、咸），即鸦片战争和太平开国革命时期，统治阶段内部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官僚文士，开始面对现实，发出改革内政，学习外国有用的知识，抵抗外国侵略的呼声，因而产一了进步的文学潮流。龚自珍、魏源和林则徐实开其先路。
魏源（１７９４～１８５９），字默深，湖南邵阳人，和龚自珍齐名，他们是朋友，思想也相近。他"以经济名世"，不以诗人或文章家著名。实际他对诗文创作也是非常刻苦努力的。他"仿白香山体"作的一部分古体诗如《江南吟》"阿芙蓉"、《都中吟》"等善后"等，以及数十首律诗《寰海》、《秋兴》等，反映了人民的疾苦，揭露了统治阶段的腐朽无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表现了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昔人所欠将余俟，应笑十诗九山水"，他的大量山水诗，不少篇章具有一种形象飞动、生机蓬勃的特点，如《湘江舟行》、《天台石梁雨后观瀑歌》、《三湘棹歌》等。魏源的散文，叙事说理，内容详实，条理明晰，语意明白畅达。这与龚自珍的奇诡以至艰深晦涩，恰好成为鲜明的对照。但龚、魏的散文，都是独书所见，不事模拟，与"桐城派"古文是对立的，对后来的新体散文的先驱示范作用。
林则徐（１７８５～１８５０），字少穆，福建侯官人，是关心国计民生，坚决主张抵抗英国侵略，并具有实际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他一度参加过"宣南诗社"，实际他和"宣南诗社"的从多诗人有显著的区别。他的诗主要是政余抒情和官场酬唱之作。在粤东查禁鸦片到谪戍伊犁时期的部分诗篇，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也表达了对投降派的指责和愤慨。"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这是他"常不去口"的著名诗句。他的描写西北关山形势诸作，如《出嘉峪关感赋》，气魄雄伟，格律严整，足以表现其深厚的工力。
这个时期，许多诗人表现了爱国主义立场。张际亮（１７９９～１８４３，字亭甫，福建闽侯人）是这时享有盛名的作者。他尖锐地批评乾隆以来各派代表诗人和诗风，认为"或以议论考订为诗，或则轻佻浅鄙，无与于风雅之旨"；认为"其负盛名如沈归愚、朱竹君、袁子才、赵云崧、蒋心馀、黄仲则、翁覃溪、张船山诸先达，固皆一时才人，然于风雅之旨正我未逮，袁佻、赵犷、蒋薄、黄轻，张介于黄、蒋之间"：对冲击腐朽诗坛，树立近代进步诗风有一定意义。他的《浴日亭》一诗较早地反映了外国侵略形势和国家民族的危机。老年诗人张维屏（１７８０～１８５９，字子树，广东番禺人），目睹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激发了爱国热情，写出了一些格调高昂，歌颂广东人民英勇的抗敌斗争，揭露统治者妥协投降的诗篇。如有名的《三元里》：
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 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山。众妻相视忽变色："黑旗死仗难生还。"夷兵所恃惟枪炮，人心合处天心到，晴空骤雨忽倾盆，凶夷无所施其暴；岂特火器元所施，夷足不惯行滑泥，下者田塍苦踯躅，高者冈阜愁颠挤。中有夷酋貌尤丑，象皮作甲裹身厚。一戈已扌舂长锹喉，十日犹悬郅支首。纷然欲遁无双翅，歼厥渠魁真易 解何由巨网开，枯鱼竟得攸然逝，魏绎和戎且解忧，风人慷慨赋同仇。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
后一辈的诗人贝青乔（１８１０～１８６３，字子木，江苏吴县人）是一个跌宕有奇气"，"生平具干济才"的爱国者。他参加过浙江沿海的抗英战争。他在奕经军中写的《咄咄吟》，因事作诗，就诗加注，是别具一格的史诗：
瘾到材官定若僧，当前一任泰山崩。铅丸如雨烟如墨，尸卧穹庐吸一镫。
天魔群舞骇心魂，儿戏从来笑棘门；漫说狄家铜面具，良宵飞骑夺昆仑。
前首诗奕经门生武官张应云，当敌人来攻时，犹卧吸鸦片；后首记宋国经军戴纸糊面具，装作鬼怪，跳舞而前，敌人以枪炮迎击，遂不战而溃散：这些严峻的讽刺诗，有力地揭露了清王朝腐朽的军事史和昏庸误国的罪状。后来诗人旅食四方，作诗更多，更广阔地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现实主要矛盾。同时林昌彝（１８０３～？），字惠常，福建侯官人）作《射鹰楼诗话》一书，集中地搜集并评论了反帝爱国的诗篇，改变了从来的诗话面貌，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部诗话也说明队行径地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观点：诗人必须关心国事，诗歌必须反映社会现象和重大的事件。他有一些诗正是这种观点的实践。此外姚燮、朱琦、陆蒿、黄燮清、金和等也都从不同角度写下了不少具有现实内容、表现爱国主义立场的诗。就散文说，张维屏和林昌彝都曾表示反对"桐城派"古文。稍后的冯桂芬（１８０９～１８７４，字景亭，江苏吴县人）、王韬（１８２８～１８９７），字仲，江苏吴县人），随着改良主义思潮的发展，不仅明白提出反对或 抛弃"桐城派"古文，而且在写作实践上也开辟了新体政论散文的道路。冯桂芬的《棱庐抗议》和王韬的《园文录外编》实开近代政论散文的先例。王韬是我国早期的新闻工作者，他把所见所言"达之于日报"，那就是使文章社会化。他已顾不得什么"古文辞的门径"，而只求文章能够合乎一个简单的标准──"达"，明白清楚，人人有懂，毫无隔阂。他肯定社会化的报章日用散文，使文章通俗化，在散文发展史上是有划时代的意义的。
太平天国的革命文学，更有其特出的进步意义。洪仁等发布的《戒浮文巧言论》，是彻底打击"桐城派"古文乃至一切虚伪的封建文学的历史文献。它提出文章革新的明确主张。认为文章的产生本来是为了社会实用，而"一应奏章文论，尤属政治所关"。因此它提倡"文以纪实"，"一一叙明，语语确凿，不得一词娇艳，毋庸半字虚浮"，以期"朴实明晓"，人人易懂。它反对"古典之言"， 特别是那些不伦不类、荒诞无情、饱含封建毒素的陈词滥调。从革新的实际看，太平天国领袖们的叙事议论，自觉运用通俗的语言和形式，确实是向着"朴实明晓"的文风努力的。他们的诗，如洪秀全的《述志》："眼通西北江山外，声振东南日月边；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杨秀清的《果然英雄》："拔地参天皆勇将，安邦定国尽忠臣；冲锋恐后常虞我，遇事争先讵让人？"都充满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政治内容。他们用诗宣布清王朝的滔天罪状，鼓舞千百万起义人民的杀敌意志和胜利信心，宣扬"吊民伐罪"的革命理想和翻天复地的雄 图大志。他们的诗的语言亦通俗易懂，生动有力。和上术进步的诗文潮流同时，传统诗文也还出现了另一种局面，这就是宋诗运动和"桐城派"古文的"中兴"。明代作家在前后七子的复古主义的影响下，一般鄙薄宋诗。清初以来，宋诗逐渐成为部分诗人研究和学习的对象，但影响不大。乾隆嘉庆间，提倡宋诗，扩大宋诗的影响，关键人物是翁方纲。近代宋诗运动的发生同他有密切关系。这个运动是作为模仿汉魏盛唐的反对派而出现了一种诗坛风尚。它主要区别于"神韵派"和"格律派"。它的模仿对象是杜、韩、苏、黄，是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主义 和形式主义的新发展。程恩泽（１７８５～１８３７）、祁俊藻（１７９３～１８６６）是这个诗派的早期人物。他们都是大官僚和考据家。程恩泽诗学昌黎、山谷，所谓"率排妥贴，力健声宏，琅琅乎若莺凤之啸于穷霄也"，实际是他远离现实，无视于现实生活中的斗争内容，不得不努力走着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道路。祁俊藻主张作诗要有"学识"和"性情"，而且态度总要"温柔敦厚"，显系清中叶主要诗派的调和论调。他的诗主要学韩，也偶然学杜、学白，大都是形式、语言的模拟，很少触及现实社会内容。无非是"感恩"、"扈从"、赴官 旅行、官场应酬等等堆砌文字的庸俗纪录，是典型的拟古主义和形式主义的作品。何绍基（１７９９～１８７３）、郑珍（１８０６～１８６４）、莫友芝（１８１１～１８７１）是空上诗派的重要作家。他们都是正统派考据家。他们都和程恩泽、祁俊藻有师友或幕僚的关系。何绍基"诗宗李杜韩苏堵大家'，所作大都是书画题跋、山水景物描写和官场应酬之作。郑珍诗主要学韩，所作大多是描写山水风土和自己的穷困生活。晚年作风转向学杜，也写了一些较有现实意义的诗。莫友芝诗风与郑珍相近，枯槁乏味，更在郑珍下。反动头子曾国藩（１８１１～１８７２）也学杜韩，而特尊黄山谷，给这个诗派的影响更大。"桐城派"古文，在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只是师弟相传，影响并不很大。近代使"桐城派"古文"中兴"的重要人物，首先是梅曾亮（１７８６～１８５６）。他的古文，具有"清淡简朴"的特点，但一般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少数写景文，如《小盘谷记》等，篇幅短小，句句落实，而又多曲折变化，有一定的文学意味。后来曾国藩既详叙桐城派古文家源流，树立大小旗帜；又利用官僚买办势力，网罗幕府人材，扩大反动影响，从而使 "桐城派"古文形成了"中兴"的局面。他利用"桐城派"古文维护封建统治，反对太平天国革命；他的古文成为屠杀人民最反动的工具。同时的吴敏树（１８０５～１８７３）不肯参加曾国藩幕府，也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实际他是在"桐城派"影响下刻苦自修的一个作家。他的古文，同样缺乏现实内容，成就不大。有些作品如《说钓》等，讽刺世态，刻意描写，有自己的特点。名气很大，所谓"咸丰兵变，天挺此才"。实际他的某些著名作品，如〔木兰花慢〕《甲寅四月客有自金陵来者，感赋此阕》、〔虞美人〕《金陵失秦淮女子高蕊......》、〔淡黄柳〕《扬州兵后......》、〔台城路〕《全丽生自金陵围城出......》等等，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凄苦哀怨，表现了地主阶段的没落情绪和反动立场，完全是封建糟粕，应该坚决抛弃的。
第三节 古典小说的衰落
古典小说发展到道光、咸丰年间（１８２１～１８６１），明显地呈现出衰落的状态。当时除了一些充满封建糟粕的侠义小说和狭邪小说外，还出现了《荡寇志》和《儿女英雄传》这两部表现鲜明反动倾向的作品。这一情况的出现，首先是由于当时民族矛盾、阶段矛盾的空前尖锐，农民起义的不断发生，并爆发了太平天国声势浩大的农民革命；为了挽救垂死命运，封建统治阶段在实行军事镇压的同时，也发起了文化上的反扑，企图压制当时进步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其次是这时中国资产阶级还处在萌芽状态，在文化上一时还提不出先进、明确的要求。某些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也还没有认识到运用小说这一武器来宣扬他们的进 步思想。这就使当时的小说创作领域内出现了不少落后甚至反动的作品。
俞万春的《荡寇志》又名《结水浒传》，作于道光年间。小说写陈希真父女落草于猿臂寨，专门以梁山英雄为敌，把剿灭梁山农民起义作为向封建统治者的进身礼，后来由于他们在攻打梁山英雄方面建立了"功绩"，为朝廷录用，陈希真升官至都统制。最后他们又和云天彪一起，在张叔夜的统率下，消灭了梁山英雄。作品自始至终对宋江等农民起义英雄表现了一种刻骨的仇恨，把他们描绘成为杀人魔王，人民对他们恨之入骨，最后"无一能逃斧铖"，而把张叔夜、云天彪、陈希真等刽子手，却描写成为顶天立地的英雄，说他们是一丰的雷神降生，是被派下来扶助皇帝"治国安民"的。《水浒传》的忠义思想本来包含有两方面的内容，即对人民的忠义和对朝廷的忠义。《荡寇志》作者对前者当然是深恶痛绝的，而对后才也认为不可靠，以此宣扬"俾世之敢于跳梁，借水浒为词者，知忠义之不可伪托，而盗贼之终不可为"的反动观点。因此，该书一出现，就深得反动统治者的欢迎，纷纷为它作序，甚至说作者"功德无量"。由于它在艺术上还有一定成就，它的害处就更大。但一切革命者对它的态度和封建统治者是全然 不同的，太平军一进苏州就焚毁了它的书版。
《儿女英雄传》本名《儿女英雄传评话》，原有五十三回，今残存四十回，道光年间"燕北闲人"（真名文康）所作。作者也是比较自觉地以小说为封建统治服务。在"缘起首"回中，把"女儿"和"英雄"强揉在一起，说"有了英雄 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并使"英雄事业"和"儿女心肠"都忠实地为封建统治阶段服务。
小说写安骥的父安学海被上司所陷，安骥携带银子去援救，路宿悦来店，经能仁寺，遇上图财害命的脚夫、和尚，幸被侠女十三妹（即何玉凤）所救，在此以前，村女也在能仁寺遇难，也同被救出。两人经十三妹做媒，结成夫妇。而十三妹的父也为人所害，她立志报仇。安父遇救后，在归途中遇十三妹，告诉十三妹她父亲的仇人已被诛杀。十三妹因愿望已实现，就想出家，为众人所劝阻，最后也嫁了安骥。作品结尾，金凤、玉凤相处和睦，安骥位极人臣。小说中以墚时官吏们的贪赃枉法及统治阶段内部的相互倾轧等虽有一定的暴露，但总观全书充满着封建说教。作品描绘了一个封建社会中五伦兼备的"全福家庭"以此来美化封建制度。其中大小矛盾的解决，都是服从于封建秩序的。书 中的主要人物安骥、张金凤、何玉凤等都是些忠孝节义的化身。他们被作者描写成既有"儿女之情"，又有"英雄至性"的"人中龙凤"，因而他们都能得到好的结果，结局是作善降祥，二妻一妾，探花及第，富贵荣华，集中地反映了作者庸俗的封建理想。《儿女英雄传》在艺术上也有相当成就，十三妹的形象前半部比较鲜明，富有侠义气息，加之作品运用了流畅的北京口语，就使它在当地产生了不小影响。
这时期也出现了一些侠义小说。侠义本来是指济困扶危、除暴安良的行为，是人民的正义感和英雄主义的表现。因此侠客向来为人民所喜爱，在他们身上寄托上封建时代人民的愿望。但清代以来的一些侠之小说所描写的往往是一个"清官"统率一群侠客，东征西讨地维护封建统治。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出现的《施公案》就是这类小说中具有代表性的反动作品。
《施公案》写康熙年间扬州县令施仕伦断案的故事。作者把施仕伦描写成为老百姓最爱戴的青天大老爷，实际上他是个靠屠杀大批缘林好汉从而声名大振为皇帝所器重的刽子手。小说中的黄天霸，他本是个缘林好汉，在施仕伦的"大义"感召下，向封建统治阶段卖身投靠，并不借出卖了自己的兄弟。为了表示他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还把自己的名字为施忠，死心塌地帮助他的主子来镇压和屠杀人民，因而成为典型的封建统治阶段爪牙的形象。
这时期还出现了陈森的《品花宝鉴》（１８５２）和魏子安的《花月痕》（１８５８）等狭邪小说。《品花宝鉴》是以公子梅子玉和男伶杜琴言的同性恋爱为中心，写出了乾隆以来的北京上层社会的荒淫无聊的狎优生活。作者对这种丑恶现象，采取了欣赏的态度，特别把梅子玉、杜琴言看成自己的理想人物，对他们的生活羡慕备至。小说中还出现了很多猥亵的描写。《花月痕》写才子韦痴珠、韩荷生，游幕并州，两人都有相处的妓友，韦的名秋痕，韩的名采秋。韦颇 有文采，但怀才不遇，因顿而死，秋痕也殉情；韩先为达官贵人的上客，后平寇有功升兵科给事中，最后又立功封侯，采秋也做了一品夫人。作品就通过韦、韩两人绝然不同的遭遇，反映了作者悲凉哀怨的没落阶段的情绪，同时也表达了他对功名富贵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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