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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上古至战国的文学 第一章 上古文学

 

  第一节 文学艺术的起源

  文学艺术起源于生产劳动。它的产生一直要追溯到人类生活的最原始阶段。原始人在其劳动的过程中,由于筋力的张驰和工具运用的配合,自然地发出劳动的呼声。这种呼声具有一定的高低和间歇,在一定时间内,或者重复而无变化,或者变化而有规律,这样就产生了节奏。这种简单的节奏就是音乐、舞蹈的节拍和诗歌韵律的起源。从文献来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是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的。例如《淮南子?道应训》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这几句话是根据《吕氏春秋?淫辞篇》来的,"邪许"本作"舆謼"。所谓"举重劝力之歌",就是指人们集体劳动时,一倡一和,借以调整动作、减轻疲劳、加强工作效率的呼声。举重时是这样,舂碓时也是这样。《礼记》的《曲礼》和《檀弓》二篇都说:"邻有丧,舂不相。""相"是送杵声,其作用与举大木者的呼"邪许"正复相同。再从现实生活来看,水手的摇橹和拉纤,建筑工人的打夯,码头工人的搬运,都可以听到集体的、个人的或彼此互相唱和的歌声,音调和谐而有节奏。从这些地方我们极其明显地看到劳动和文学艺术的密切关系,而且那种节奏是在劳动时的特殊条件下产生的、规定的。这就再一次有力地证明了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定论断的正确性。

  原始人在劳动中发出的有节奏的呼声,虽然只是一种声音,没有任何歌词,但那种自然而健康的韵律实际上就是诗歌的起源,也是文学创作的开始。关于这,鲁迅更说得很明白:

  人类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就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

  --《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

  但虽然如此,那种有声无义的韵律究竟不是诗歌。真正有意义的诗歌又是怎样产生的呢?原来原始人在长期的劳动中,由于大脑和发音器官的发达,逐渐产生了思维和语言。当然语言在最初也不过是简单的呼喊,后来才逐渐发展为音节分明、以至于能够作为人类的思想交流和社会交际的工具。这时候如果在呼声的间歇中随意添上一些语言,即使是最简单的语言,如《候人歌》那样:"候人兮猗!"(《吕氏春秋?音初篇》)只是在"兮"、"猗"的呼声上添了两个词。然而这种表意的语言一旦同具有节奏性的呼声或叹声结合时,便成为有意义的诗歌。当然,这仅仅是原始的诗歌形式。后来还有不少民歌保存这种形式,句末常常带有呼叹作用的声符,如"兮"、"猗"之类。但这个声符的作用已经不如原始诗歌组成部分那么重要。社会生活日益复杂,语言日益发展,这种诗歌形式,特别是文人作品中作为语助词的呼叹词,其作用几乎降到可有可无的地位。间有保留这种原始性的,有如梁鸿的《五噫歌》,每句末都用一个感叹词--"噫"字,那是很少的。这样的结尾形式,如果我们不从原始诗歌的发展上去探讨,那就不好理解。它并不是一种新形式,而是原始形式的遗留,作者有意识地加强诗歌句尾的节奏性的呼叹作用而已。《诗经》中的《麟之趾》、《驺虞》等篇以及曹丕的《上留田行》都是属于这一类型的。

  不可想象,原始人刚刚学会说话,或者还没有创造任何记录语言的简单符号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单纯的文学作品。因此歌舞和音乐融合在一起就成为原始人艺术活动的一般形式。例如《吕氏春秋?古乐篇》的一段记载: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禽兽之极"。

  又如《河图玉版》也有一段记载:

  古越俗祭防风神,奏防风古乐。截竹长三尺,吹之如嗥,三人被发而舞。

  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歌舞是互相结合的。"投足"是一种舞的姿态。三个人手里拿着牛尾巴,投足而歌,和三个人吹着竹筒,被发而舞,这正是歌舞和音乐相结合的最好的说明。在这种最朴素的集体文艺活动中,并没有某种单纯的文学独立存在着。

  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本是一种生产行为的重演,或者说是劳动过程的回忆,也可以说是生产意识的延续和生活欲望的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含着功利的目的,表示热烈的愿望。因此,原始的诗歌韵语常常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例如《吴越春秋》的《勾践阴谋外传》所载的《弹歌》:

  断竹,续竹,飞土,逐宍(古肉字,指禽兽)。

  从前有人认为这是黄帝时代的歌谣,固然没有根据,但从它的内容和形式上看,无疑的这是一首比较原始的猎歌。它回忆了几乎全部的狩猎过程,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社会生活。不仅《弹歌》如此,即如上文所提到的葛天氏之乐也足以说明这一点。为什么唱歌跳舞一定要拿着牛尾巴呢?显然因为野牛或家畜都是那时的人们所最珍贵的东西。为了表示它和生产劳动有密切的关系以及对自己生活的需要,这种歌舞的表现形式在他们看来,自然是最恰当的。可以联想到,这和印第安人的"野牛舞"有点类似。(普列汉诺夫《艺术论》第90页,鲁迅译)。再看那葛天氏的八阕,其歌名虽或于后人的追述,但其中如"遂草木"、"奋五谷"、"总禽兽"等名称,也显然符合古代劳动人民的狩猎、牧畜和耕种几个阶段的生活内容。而所谓"敬天常"、"依地德"等歌,可能就是反映人们对于生产有关的气候和土壤的重视。总之,文学艺术起源于劳动,而原始人的文学艺术活动是和他们的集体生产劳动分不开的。

  原始人不认识自然的客观规律,认为周围的世界可以用自己主观的意志随便改变。他们相信自己语言的力量,企图用它来"控制自发的害人的自然现象",甚至企图用它去影响神,以达到某种愿望;于是常常把诗歌当作"咒语"来使用。目的是为了满足对现实的要求,而方法则是把人们的能力加以理想化。这是属于艺术的创作。例如相传为伊耆氏的《蜡辞》:

  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毋作,草木归其泽。

  --《礼记·郊特牲》

  虽然是以祝词的面貌出现,但本质上实具有"咒语"的作用。因为从词句上看,与其说是祈祷,不如说是命令。这里,作者在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他如相传为舜的《祠田辞》(《文心雕龙?祝盟》),以及淳于髡所述的《田者祝》(《史记?滑稽列传》)等,都是想通过诗歌形式的语言来达到某种幻想的目的,带有浓厚的原始宗教色彩。所以说,诗歌的发展,又与原始宗教的"咒语"有密切关系。

  散文的产生较晚于诗歌,它是语言和逻辑思维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而以文字为其必要的条件。未有文字,早有诗歌,而散文则产生于既有文字之后。由于社会生活的需要,促进了散文的发展。散文本来不用韵,但它在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也要求简短、精炼,便于记诵,所以往往有节奏、有韵调而富于诗的味道。先秦散文中常杂有大量韵语,可能与这种情况有关。例如:

  无偏无颇(古本作"颇",今本作"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尚书·洪范》

  又如:

  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周易·系辞传》

  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周易·系辞传》

  凡韵语部分,大抵也就是语言的旋律最自然、音乐性最强烈、词意最精粹的部分。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散文发展最初阶段的特点。

  第二节 古代神话

  什么是神话?根据马克思的科学的概括,神话是"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我们可以引伸地说,神话是远古时代的人民,对其所接的自然现象、社会现象,幻想出来的具有艺术意味的解释和描述的集体口头创作。

  神话是怎样产生的呢?在原始时代,由于生产力的低下限制了人们的知识水平,当他们同自然(指一切对象言,也包括社会在内)作斗争的过程中,不可能了解并掌握自然的规律,在自然的力量面前,显得十分无能。因此,就把自然界各种变化的动力都归之于神的意志和权力。他们认为这些变化莫测的现象都有一个神在指挥着、控制着。于是在他们心目中,一切自然力都被他们的想象形象化、人格化了。随后他们又在生产劳动中依照自己的英雄人物形象,创造了许多神的故事,在口头流传,这就是神话的起源。

  神话虽由于人们的幻想所构成,但这种幻想不是毫无根据的,而是有现实生活做基础的;它的种种解释和描述虽不免荒唐可笑,但决不是纯意识和心理的活动,而是客观现实和生活斗争的反映。比如《山海经》所载的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的神话(见《北山经》、《海外经》、《大荒北经》),就明显地反映原始人在实际生活中同自然作斗争的坚决意志。他们在劳动的经验中坚信人们的力量可以征服自然,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抱有克服困难的信心。又如羽民国的人身上生羽翼,驩头国的人有翼、鸟喙,在海中捕鱼,杖翼崦行(见《山海经?海外南经》、《大荒南经》)。这一类的想象,显然也是生活斗争的反映。因为原始人尚未发明网罟等工具,他们看见水鸟捕鱼,非常便利,不禁发生羡慕之心。于是设想人也可能有长翅膀的,嘴也可能同鸟喙一样,在海上以捕鱼为生,何等灵活、轻便。在生产中减少困难,减轻劳动,是人们普遍的愿望和要求,所以这些幻想的产生是极其自然的。幻想是人类社会生产进步的一大推动力。为了突破种种限制,增加走路的速度,缩短走路的时间,原始人很早就幻想飞。《博物志》载奇肱国的人"能为飞车,从风远行"(见《博物志》,但《山海经?海外西经》奇肱国下郭璞注亦有此文。又郭璞《山海经图赞》"奇肱国赞"云:"妙哉工巧,奇肱之人!因风构思,制为车轮。"是《博物志》本据《山海经》,而今本经文逸之),便是这种幻想的具体化。飞在原始人看来,是认为最能解决问题的。人最初的飞的幻想意识到"飞车"的具体概念,是人类思维进一步的发展。人类的智力水平发展到同一阶段时,有许多想法往往会不约而同,所以我们的"飞车"也就同西方神话的"飞毯"和"快靴"等等的性质差不多,都反映了原始人对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至于人们在生活经验中所发明、制造的许多器物,如网罟、竹弹、弓箭、耒耜、车船等,又如发现五谷和药草,驯养牲畜,制作衣裳,建筑房屋,创制文字等,都是千百万人在生产劳动中长期努力的结果。而在神话传说中却把无数劳动人民的经验和智慧加以总结、集中,创造了不少伟大的英雄人物形象,如伏羲、神农、黄帝、嫘祖、仓颉等,把各种创造发明都归功于他们身上,再用以指导自己的生活实践,使社会不断地向前推进,向前发展,这就是神话的积极意义。

  现在举出几个著名的古代神话简述如下:

  (一)女娲补天 《淮南子?览冥训》有这样一段记载: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这是我国原始社会流传下来的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故事。它反映了我国原始人对自然作斗争的无比伟大的力量。显然,神话的创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起源是这样想象的:最初的时候,天地不知为什么经过一度大破坏,洪水暴发了,火也焚烧起来了,人类和一切生物都毁灭了。后来女娲这个女神想尽了方法,才把天地重新创造起来。她扑灭了炎火,弄干了洪水,树立了四极,然后慢慢地造出生物和人类来,才有今天的世界。所以女娲不但是世界的创造者,而且还是人类万物的始祖。但《淮南子》这一片段的记载不完全,必须参考其他文献,上述意义才更明显。例如《风俗通义》引俗说,谓"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纟恒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纟恒人也"(《太平御览》七十八引)。又如《荆楚岁时记》及董勋《问礼俗》都说阴历正月一日为鸡,二日为狗,三日为猪,四日为羊,五日为牛,六日为马,七日为人,八日为谷。这些都是有关女娲创造人类万物神话的部分残馀。不过上述"俗说"中的解释部分渗入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它把被剥削阶级的"贫贱凡庸"说成是先天注定的,同时为剥削阶级的特殊地位找到了理由。

  (二)后羿射日 后羿射日的神话故事也是《淮南子》记得最详细:

  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犭俞、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猰犭俞,断修蛇于洞庭,禽封豨于桑林。万民皆喜,置尧以为天子。

  --《本经训》

  这大概是我国氏族社会后期的一个为民除害的英雄神话。这个神话之所以产生,大概是由于远古时代发生过一次或数次大旱,如古书所谓汤有七年的大旱灾。人民群众度过这场灾难之后,久而久之,幻想出一个善射的神弓手后羿曾经射去了九个太阳,只留下一个。从此以后,才减轻了旱灾的威胁。同时又射死了许多毒蛇猛兽,使大家能够安心生产。这里含有歌颂劳动英雄的意义,也有赞扬优良的劳动工具和巧妙的劳动技术的意义。看他能够运用自己的武器同许多害人的东西作斗争,替人民做了无数的好事,可见原始人是在塑造一个自己的英雄形象,描绘一个一切自然灾难的战胜者。当然,这个神话通过后人的传说,把反映氏族部落集体抗旱、除害的行动归功于什么尧天子,显然是阶级社会的意识。

  (三)鲧、禹治洪水 关于鲧、禹治洪水的神话故事,《山海经?海内经》有如下的记载:

  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命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大概也是上古时代某一地区曾发生过大水灾,由于人民群众不断努力,长期同洪水博斗,终于达到胜利,恢复了正常生产,于是就产生了鲧、禹治水的神话。鲧是为人民而牺牲的英雄形象。但他的儿子禹终能继父之志,战胜洪水,所以也就成为人民拥戴的英雄的首领。鲧、禹父子两代治洪水,是我国古代流传最广、内容最丰富的神话,《山海经?海内经》这段记载实在过于简单,不能看到它的全貌,例如鲧、禹化熊等。又同书《海外北经》、《北荒北经》都说禹杀共工臣相柳(繇),共工是水神,曾"振滔洪水,以薄空桑"(《淮南子?本经训》)。祝融又是火神,杀鲧于羽郊。不难想象,这个神话必包括丰富曲折、极为动人的斗争内容。不过这个神话,也掺杂了阶级社会的意识,因为鲧之被杀,正是最高统治者同人民对立以及地上王权--奴隶主的权威日益提高的反映。

  (四)黄帝擒蚩尤《山海经?大荒北经》载:

  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纵)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杀蚩尤。

  据《龙鱼河图》说:"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振天下。"相传蚩尤是古代黎族的首领,那时黎族很多,号称九黎。"九"可能是表示多数。每族包括九个兄弟氏族,共有八十一个氏族。可见蚩尤是古代一个强大的部族联盟的代表。黄帝擒杀蚩尤的神话故事是我国氏族社会部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反映。传说中的蚩尤都好像妖怪,而黄帝就像一个降魔大将军,所以把这场战争描写得十分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想象。又据传说,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涿鹿在今河北怀来县,可见我国古代北方是有过这种族间的激烈斗争的。

  此外还有很多神话在今天看来极有意义。例如《述异记》谓盘古死后"头为四岳,目为日月,脂膏为江海,毛发为草木"等传说,表现原始人的朴素唯物思想,这表明了他们从事物变化的初步认识中产生了简单的进化观念,那就是世界不是上帝创造的,而是由物质变化而来的。又如《山海经?海外西经》载,"刑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表现了阶级社会奴隶反抗奴隶主的叛逆精神。它极其明显地表明了劳动人民对于象征绝对权威的天帝的反抗,这是一种极为大胆的革命思想。由此可见,我国古代流传的神话故事是丰富多采的。

  原始人在强大的自然力支配下,有时不免会惊恐、赞叹,当斗争失败时,又不免懊恼、怀疑,甚至感到自己渺小和软弱无力。为了了解一些问题,例如对死后的推想及如何战胜敌人等,他们把企图克服一切自然力的要求变为类人的神道--上帝的形象,于是在创造神话的同时,也创造了原始宗教。这本是使自己的经验、情感和幻想化为形象,同样属于艺术的创造,没有丝毫恐吓意义(参看高尔基《说文化》和《答复》,见《高尔基论文选集》)。但阶级社会产生以后,统治者就利用它麻醉人民,统治人民,把原始人所创造的"类人的神道"改变为一个抽象的上帝来主宰一切,这样,宗教就为剥削阶级服务,愈来愈带有迷信的性质。所以神话和后世的宗教迷信根本不同,不能混为一谈。因为神话是要同自然作斗争的,要想战胜自然的,而宗教迷信的神则是至高无上不可抗拒的人类万物的主宰。因此,后世宗教不但要求人们崇拜神,向神伸手乞求,而且对神屈服、投降,把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神。例如后羿敢于射日,而迷信者则拜太阳神,这就说明神话和宗教迷信的根本区别。所以神话对世界采取积极态度,敢于反抗神的权威,富于革命性;宗教迷信总是消极的,它宣传人对神的无力和无能,必须做神的牺牲品。因此,神话是现实生活斗争的反映,而宗教迷信则是脱离现实的纯心理活动的表现。

  由于年代久远而逐渐失传,由于古代文字繁难,书写工具不便,史前神话完整流传下来的较少。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历史家和哲学家的曲解,以致不少丰富美丽的神话故事逐渐变质,逐渐僵化。例如"黄帝三百年"(见《大戴礼记?五帝德》)、"黄帝有四面"(见《尸子》)以及"夔一足"(见《韩非子?外储说左下》)的传说,《诗经?商颂》"玄鸟生商"的神话,春秋战国时尚在口头流传,而或被歪曲,或被斥为齐东野人之语,极力设法改变它们的真相,加以所谓合理的解释。特别是古代的"五帝",秦汉以前,本是一个神话传说的中心,而司马迁认为那些百家之说,"其文不雅驯",删去许多材料,组成《史记》中的"五帝本纪",因而许多神话都被历史化了。这是很可惜的。

  古代神话是浪漫主义文学的萌芽,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一般说,神话的创作基础是现实的,神话的创作方法是浪漫的。而神话的浪漫主义精神,那种新奇奔放的幻想,启发作家的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文学题材和艺术形象。例如屈原的楚辞,庄子的散文,阮籍、陶渊明、李白、李贺、苏轼等的诗歌,特别是小说戏剧如《柳毅传书》、《张生煮海》、《西游记》、《封神演义》以及鲁迅的《故事新编》等,或采用其故事,或学习其作风,或改编其原作,因而创作出许多更完整、更美丽、更提高、更惊心动魄,富于艺术感染力的新作品来。有的辞赋家、诗家、散文家往往把神话故事载入篇章,形诸歌咏,或用作典故,以充实作品的内容;或借为讽刺,以抒写作者的情绪;或炼成词藻,变为精粹的、形象的文学语言。尤其重要的是神话的乐观主义、英雄主义以及对现实的积极态度,强烈要求改变现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鼓舞人们的革命精神,对作家进步世界观的形成和积极浪漫主义的创作起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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