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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改制考

 

  〖孔子改制考〗二十一卷,清康有为(1859-1927)撰。光绪十八年(1892)开始撰定,二十二年成书。为继《新学伪经考》之后又一部主张托古改制的重要著作。全书共二十一篇,每篇一卷:上古茫昧无稽考第一,周末诸子并起创教考第二,诸子创教改制考第三,诸子托古改制考第四,诸子争教互攻考第五,墨老弟子后学考第六(附表’),儒教为孔子所创考第七,孔子为制法之王考第八,孔子创儒教改制考第九,六经皆孔子改制所作考第十(纬书附),孔子改制托古考第十一,孔子改制法尧舜文王考第十二,孔子改制弟子时人据旧制问难考第十三,谱子攻儒考第十四,墨老攻儒尤盛考第十五,儒墨交攻考第十六,儒攻诸子考第十七,儒墨最盛并称考第-卜八,鲁国全从儒教考第十九,儒教遍传天下、战国秦汉间尤盛考第二十,武帝后儒教一统考第二十一。康氏在《新学伪经考》中主张古文经传皆为刘欲为助王莽篡汉而伪造,只有今文经传才是真经。此书主张今文经都是孔子所作,而不是所述。孔子作六经,意在托古改制,即孔子按其政治理想,假托尧舜等人的言行作六经,为其实现社会改革之张本,以孔子为托古改制的“素王”,创立儒教的“教主”,否定了历代儒家所谓孔子“述而不作”的传统观点。又认为不仅孔子托古改制,诸子无不托古改制,实为康氏变法维新制造理论根据。康氏认为,孔子改制的精义,主要反映在《春秋公羊传》中,拨乱之治为文王,太平之治为尧舜,孔子之圣意,改制之大义,《公羊》所传微言之第一义。《公羊传》中有“通三统”、“张三世”说。“通三统”即夏商周三代不同,应因时变革;“张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变愈进步。《礼运》中又有小康、大同说,康氏认为太平世即孔子所谓的尧舜禅让时代,即《礼运》所称的大同之世;文王行君子之仁政,是升平世,即《礼运》所称的小康之世;孔子所处代则为据乱世,所以要托古改制,变据乱世为升平世、太平世。康氏认为他所处的时代亦为据乱世(即封建君主专制),必须依古改制(变法维新)进入升平世(君主立宪制),实是康氏以今文经学为根据,参考西方资产阶级进化论思想为其变法维新制造舆论,故梁启超谓“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在学术方法上,有为主张读书不当只求诸章句训沽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而所谓义理,又非空言心性,而在于古人创法立志之精意,反对清儒的汉学、宋学的根本研究方法。认为孔子之创立学派与诸子刨立学派为同一动机,同一目的、同一方法,都是托古改制,将孔子与诸子并列进行研究,教人以比较研究之法,与传统的“别黑白定一尊”方法有所不;同。又谓孔子之所以为大,即在于建设新学派,即所谓创教,鼓励人的创作精神。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氏提出古文诸经大部分为刘欲伪造,而此书义以“真经”即今文经全部为孔子托古之作,对数千年以来的传统看法提出异义。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与方法等,集前人辨伪、疑古之大成,对后来的疑古思潮也有一定影响,方法上采用先立论、后求证。在学术上不无附会、武断之处。此书曾被顽固派攻击为“明似推崇孔教,实则自申其改制之义”的“无父无君”的判逆之作,戊戌变法失败后,两次遭到清政府禁毁。有1920年刊《万木草堂丛书》本、1958年中华书局点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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