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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隋、唐时代,一面还是大门第,一面还是寺庙里的高僧们,来作知识界最高代表。汉、唐虽同样是统一昌明的大时代,但唐代知识分子的气魄意境,却显然与西汉不同。西汉知识分子从农村中来,孤寒拔起。唐代则从门第中来,都带有贵族气分。他们的家族,在政治上,社会上,远的从东汉以上,竟可推溯到五六百年,近的也百年前后,大体上联绵不绝,各有有名的家史家谱,各有绵延不绝的簪缨与绂冕与爵位光荣。而且这些地位,并不凭借政府所给的特权,如古代封建贵族般,依法世袭。他们则由各自家门的礼教,子弟的修养,每一代在政治上,社会上,学术上,文艺上,人格操守上,事业功绩上,依其自身表现而继续获得此光荣。当然也有许多特殊凭借,但在他们,总觉得这不是外在的身份,而确系内在的熏陶。因此门第的自傲,有时可以更胜过古代的贵族。皇帝的家庭,就这一点论,是远逊于许多门第的。单凭这一点门第的自尊心,使唐代知识分子远与西汉相异,亦复与东汉以下不同。

  东汉名士,借社会交际朋辈名誉来与朝廷爵禄抗衡。魏、晋以下,借政权转移来巩固自身门第的地位。当时门第内心,还不免时时感到自愧。现在是门第的传袭久了,自尊掩盖过了自愧,而且门第与门第间的相互推尊,比东汉名士的孤寒地位更坚实了。不仅门第自身感到如此,即在王室亦有同感。那时王室对门第转抱有一种自卑心,即在英伟超卓的唐太宗,也还不能免。他屡次和别人斤斤计较当时社会上所定门阀高下之不平。他又曾屡议封建。有一次,正式令诸功臣世袭刺史,经长孙无忌等十四人以大义驳正而止。这不仅是唐太宗的慕古好名,实在唐太宗内心,正也感到门第有其外在客观之尊严。他直觉上感到,李家并不是独出群阀的一家,因此遂屡想到封建。我们也可说,在当时,只有经过了一番封建制度之正名定义,才可使李家皇室,再确然高出于举世尊视的那群大门第之上。这形势自然与汉高祖不同。

  汉高祖在平民社会中崛起为皇帝,当时争说他是膺受天命,他也自居为天命所锺了。唐代则在门阀社会中兴起,因此只想把门阀势力稍稍就他的政权系统来加以调整。而当时诸功臣也非虚为谦抑。长孙无忌的论据,正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说政治大原则在求贤共治,纵使我们一时立了功,我们子孙不必皆贤,赏了他们,害了百姓。百姓何罪?若他们还以不称职获咎,岂非自招诛戮?这是何等开明的意见!我们纵可说门第是当时变相的新封建,却不能说那时门第中人全抱封建意识。即在春秋时,那些名卿贤大夫,如上所举,也早就不能说他们只有封建意识了。因此东汉以下的新兴门第,常对政治抱消极固闭的态度。而唐代门第,则对政治转抱积极合作的态度。他们并不感到政府将会削弱门第,他们宁愿翼戴政府,拥护政府,天下清平,门第亦同享安泰之乐。这是一种大气度,这正因当时的门第,乃从社会酝酿来,不是由政治培植来。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反而常抱一种领先的姿态。他们常觉得,他们是在扶翼政府,不是在仰赖政府。

  因此,西汉政治是淳朴的,循谨的,最好表现在于地方行政与下级于部。而唐代政治,则是恢宏的,阔大的,最好表现在于中央与上级大僚。唐代知识分子,在其门第的耳濡目染中,早已谙习世故,练达政事。所以一出来担当大事,都是有气有才,能实干像西汉,而局度恢伟则远胜。西汉只多贤良的地方长官,没有像样的大宰相与高级大僚,这一层比不上唐代。唐代知识分子,好发大议论,好作大计划,好摆大场面,好有大组织。汉人厚,唐人大。汉人土,唐人阔。那是他们的出身不同,背景不同,心胸气度不同,因此在政治社会上的表现也不同。

  但唐代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文化上的更大贡献,还不在政治,而转更在宗教上。要考察衡量唐代的知识分子,还应该着眼到一辈佛门弟子。人人尽知如玄奖,可不提。更要的是天台、禅、华严三宗。我们尽可说,他们已创造完成了中国文化传统下的新佛教。尤其自六祖慧能以下的禅宗,在精神上,在意态上,实可算得是一番显明的宗教革命。"我若遇如来,一棒打死,与狗子吃",那是何等话!在后代被目为狂禅,在当时非有绝大理解,绝大胆量,不敢出此语。魏、晋以下的中国佛教徒,证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其内心实在并不是没有一番宗教的热忱。但难能可贵者,在其宗教热忱中,仍不丧失其清明之理智。而二者间又能调和得当,并行不背。若细细分说,六朝僧徒,热忱尤胜过理智。隋、唐则理智更胜过热忱。但若在其理智背后没有那一番热忱,也说不出"打死如来给狗子吃"。

  我们若一读西方宗教史,尤其马丁路德宗教革命以下一段不容忍的长期大流血,回头来看中国,惊天动地翻天覆地的宗教大革命,只在寂天寞地清天宁地中轻松滑溜地进行,那是何等伟大的成绩!中国知识界,精神气魄最活跃的时代,第一自推战国诸子,第二便该轮到唐代禅门诸祖师。那是中国知识分子之又一新典型,值得后代仔细研摩,竭诚崇敬。直到宋代人还说:"儒门澹泊,豪杰多为方外收尽。"这是不错的。唐代第一流豪杰,全走进禅寺中去了。他们在文化思想上的贡献,较之同时门第在俗中人,在政治文艺诸方面的成绩,深刻伟大得多。我们若细籀禅门诸祖师的言论风采,讲堂故事,我们可以说他们实在当得起豪杰二字。唐代知识分子,全带有豪杰气。

  若我们真了解佛学在唐代的风声力量,再回头看韩愈,他自比孟子,昌言辟佛,也实在真够得儒门一豪杰。那些都该在其精神气魄上来衡量,来领略。战国学者有豪杰气,三国有豪杰气,那些都是乱世豪杰,唐代则是盛世之豪杰。盛世豪杰难认,而隐藏在深山和尚寺里的豪杰更难认。慧能、马祖之类,真都是不世豪杰。没有他们,下半部中国史必然走样。那些人都有决定历史的力量,而自己却躲藏在山门里。

  下半段的唐朝,在门第与禅寺之外,进士得势了。唐初门第人物,一面反对封建,一面却推行公开考试制度。谁都知道,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是门第护符,但在门第得势时却废弃了。有人说,唐太宗曾有"天下英雄尽入彀中"之语,那是后代想当然之言,既不了解中国传统政治精神,又不了解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人文观点。拈上一句两句莫须有之话,来谈上下古今,概括历史,则真历史只有束之高阁。

  进士制度在政治史上,是政权的开放,门第势力退让,引起了许多新的知识分子加进政府。那些人并不出身门第,他们事先并不了解政治,也未经传统人文深细陶冶。又不像两汉书生,在农村中过半耕半读的淳朴生活。他们又多未受国家官立学校正式教育。有些则在和尚寺寄食,准备应考。王播的饭后钟,只是其中之一例而已。

  当时考试项目,又侧重诗赋浮华,最要的是读一部《文选》,所以说:"文选烂,秀才半。文选熟,秀才足。"考试制度许多手续,又折损了应考人的自尊心。他们事先要呈验履历,查勘身份。临考自备脂烛水炭,朝铺餐器,肩荷手携,听候点名,挤进芦棚,草席铺地,种种手续,免不了衙门吏胥之轻慢。他们还得奔走达官贵人之门,求取声誉。一旦名列金榜,便觉富贵在望,又不免大开宴会,招妓侑酒,欢呼若狂。如此人才,待他掌握政权,他仍只记得"灞桥风雪在驴子背上寻觅诗句"的旧习采,那已算是好进士。所以进士轻薄,成为晚唐社会及政治上一大恶态。

  他们有西汉人的自卑心理,而没有西汉人的淳朴。有东汉人结党聚朋的交游声势,而不像东汉人那样尊尚名节。有像南北朝以下门第子弟的富贵机会,却又没有门第子弟的一番礼教素养与政治常识。有像战国游士平地登青云的梦境,又没有战国游士藐大人贱王侯的气魄。他们黄卷青灯,尝过和尚般的清苦生活,但又没有和尚们的宗教精神与哲学思想。这一风气,直传下来,实在是引起了中国知识界一大堕落。科举制度,就政治制度论,未可厚非,但流弊所至,实是大堪诟病。在唐代,不断有人反对此制度,不断有人策划改变。但大体论,此一制度总在求开放政权,选拔贤才。一时改不了,而唐代政府,则在这一辈轻薄进士的手里断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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