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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前后汉之间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变。在前汉之世,政治家的眼光,看了天下,认为不该就这么苟安下去的。后世的政治家奉为金科玉律的思想,所谓“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是这时候的人所没有的。他们看了社会还是可用人力控制的,一切不合理的事,都该用人力去改变,此即所谓“拨乱世,反之正”。出来负这个责任的,当然是贤明的君主和一班贤明的政治家。当汉昭帝时,有一个儒者,唤做眭弘,因灾异,使其朋友上书,劝汉帝“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宣帝时,有个盖宽饶,上封事亦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四序之运,成功者退,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两个人,虽然都得罪而死,但眭弘,大约是霍光专政,怕人疑心他要篡位,所以牺牲了他,以资辨白的。况且霍光是个不学无术的人,根本不懂得什么改革大计。盖宽饶则因其刚直之性,既触犯君主,又为有权势的人所忌,以致遭祸,都不是反对这种理论,视为大逆不道。至于不关涉政体,而要在政务上举行较根本的改革的,则在宣帝时有王吉,因为宣帝是个实际的政治家,不能听他的话。元帝即位,却征用了王吉及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贡禹。王吉年老,在路上死了。贡禹征至,官至御史大夫。听了他的话,改正了许多奢侈的制度,又行了许多宽恤民力的政事。其时又有个翼奉,劝元帝徙都成周。他说:长安的制度,已经坏了,因袭了这种制度,政治必不能改良,所以要迁都正本,与天下更始,则其规模更为阔大了。哀帝多病,而且无子,又有个李寻,保荐了一个贺良,陈说“汉历中衰,当更受命”,劝他改号为陈圣刘皇帝。陈字和田字同音,田地两字,古人通用,地就是土,陈圣刘皇帝,大约是说皇帝虽然姓刘,所行的却是土德。西汉人五德终始之说,还不是像后世专讲一些无关实际,有类迷信的空话的,既然要改变“行序”,同时就有一大套实际的政务,要跟著改变。这只要看贾谊说汉朝应当改革,虽然要“改正朔,易服色”,也要“法制度,定官名”,而他所草拟的具体方案,“为官名,悉更秦之故”,便可知道。五德终始,本来不是什么迷信,而是一套有系统的政治方案,这在第十七章中,业经说过了。这种根本的大改革,要遭到不了解的人无意识的反对,和实际于他权利有损的人出死力的抵抗,自是当然之事。所以贺良再进一步要想改革实际的政务,就遭遇反对而失败了。但改革的气势,既然如此其旁薄郁积,自然终必有起而行之之人,而这个人就是王莽。所以王莽是根本无所谓篡窃的。他只是代表时代潮流,出来实行改革的人。要实行改革,自然要取得政权;要取得政权,自然要推翻前朝的皇帝;而因实行改革而推翻前朝的皇帝,在当时的人看起来,毋宁是天理人情上当然的事。所以应天顺人,《易·鼎卦彖辞》:“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在当时也并不是一句门面话。

  要大改革,第一步自然还是生计问题,王莽所实行的是:(一)改名天下的田为王田,这即是现在的宣布土地国有,和附着于土地的奴隶,都不准卖买,而举当时所有的土田,按照新章,举行公平的分配。(二)立六筦之法,将大事业收归官营。(三)立司市、泉府,以平衡物价,使消费者、生产者、交换者,都不吃亏。收有职业的人的税,以供(甲)要生利而无资本的人,及(乙)有正当消费而一时周转不灵的人的借贷。其详已见第五章。他的办法,颇能综合儒法两家,兼顾到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方面,其规模可称阔大,思虑亦可谓周详。但是徒法不能自行,要举行这种大改革,必须民众有相当的觉悟,且能作出相当的行动,专靠在上者的操刀代斫,是不行的。因为真正为国为民的人,总只有少数,官僚阶级中的大多数人,其利害总是和人民相反的,非靠督责不行。以中国之大,古代交通的不便,一个中央政府,督责之力本来有所不及;而况当大改革之际,普通官吏,对于法令,也未必能了解,而作弊的机会却特多;所以推行不易,而监督更难。王莽当日所定的法令,有关实际的,怕没有一件能够真正推行,而达到目的,因此而生的流弊,则无一事不有,且无一事不厉害。其余无关实际,徒资纷扰的,更不必说了。王莽是个偏重立法的人,他又“锐思于制作”,而把眼前的政务搁起。尤其无谓的,是他的改革货币,麻烦而屡次改变,势不可行,把商业先破坏了。新分配之法,未曾成立,旧交易之法,先已破坏,遂使生计界的秩序大乱,全国的人,无一个不受到影响。王莽又是个拘泥理论、好求形式上的整齐的人。他要把全国的政治区划,依据地理,重行厘定,以制定封建和郡县制度。这固然是一种根本之图,然岂旦夕可致?遂至改革纷纭,名称屡变,吏弗能纪。他又要大改官制,一时亦不能成功,而官吏因制度未定,皆不得禄,自然贪求更甚了。对于域外,也是这么一套。如更改封号及印章等,无关实际、徒失交涉的圆滑,加以措置失宜,匈奴、西域、西南夷,遂至背叛。王莽对于西域,未曾用兵。西南夷则连年征讨,骚扰殊甚。对于匈奴,他更有一个分立许多小单于而发大兵深入穷追,把其不服的赶到丁令地方去的一个大计划。此乃欲将匈奴驱入今西伯利亚之地,而将漠北空出。这个计划,倒也是值得称赞的,然亦谈何容易?当时调兵运饷,牵动尤广,屯守连年,兵始终没有能够出,而内乱却已蔓延了。

  莽末的内乱,是起于公元17年的。今山东地方,先行吃紧。湖北地方,亦有饥民屯聚。剿办连年弗能定。公元22年,藏匿在今当阳县绿林山中的兵,分出南阳和南郡。汉南阳郡,治宛,今河南南阳县。南郡,治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入南阳的谓之新市兵,入南郡的谓之下江兵。又有起于今随县的平林乡的,谓之平林兵。汉朝的宗室刘玄,在平林兵中。刘縯、刘秀则起兵舂陵,今湖北枣阳县。和新市、平林兵合。刘玄初称更始将军,后遂被立为帝。入据宛。明年,王莽派大兵40万去剿办,多而不整,大败于昆阳。今河南叶县。莽遂失其控制之力,各地方叛者并起。更始分兵两支:一攻洛阳,一入武关。长安中叛者亦起。莽遂被杀。更始移居长安,然为新市、平林诸将所制,不能有为。此时海内大乱,而今河南、河北,山东一带更甚。刘縯为新市、平林诸将所杀。刘秀别为一军,出定河北。即帝位于鄗,改名高邑县。是为后汉光武皇帝。先打平了许多小股的流寇。其大股赤眉,因食尽西上,另立了一个汉朝的宗室刘盆子,攻入长安。更始兵败出降,旋被杀。光武初以河内为根据地,汉河内郡,治怀,在今河南武陟县。派兵留守,和服从更始的洛阳对峙。至此遂取得了洛阳,定都其地。派兵去攻关中,未能遽定,而赤眉又因食尽东走,光武自勒大兵,降之宜阳。今河南宜阳县。此时东方还有汉朝的宗室刘永割据睢阳,今河南商丘县。东方诸将,多与之合。又有秦丰、田戎等,割据今湖北沿江一带,亦被他次第打平。只有陇西的隗嚣,四川的公孙述,较有规模,到最后才平定。保据河西的窦融,则不烦兵力而自下。到公元36年,天下又算平定了。从公元17年东方及荆州兵起,算到这一年,其时间实四倍于秦末之乱;其破坏的程度,怕还不止这一个比例。光武平定天下之后,自然只好暂顾目前,说不上什么远大的计划了。而自王莽举行这样的大改革而失败后,政治家的眼光,亦为之一变。根本之计,再也没有人敢提及。社会渐被视为不可以人力控制之物,只能听其迁流所至。“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遂被视为政治上的金科玉律了。所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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