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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阶级

 

  古代部族之间,互相争斗;胜者把败者作为俘虏,使之从事于劳役,是为奴隶;其但收取其赋税的,则为农奴;已见上章。古代奴婢之数,似乎并不甚多,见下。最严重的问题,倒在征服者和农奴之间。国人和野人,这两个名词,我们在古书上遇见时,似不觉其间有何严重的区别。其实两者之间,是有征服和被征服的关系的。不过其时代较早,古书上的遗迹,不甚显著,所以我们看起来,不觉得其严重罢了。所谓国人,其初当系征服之族,择中央山险之地,筑城而居。野人则系被征服之族,在四面平夷之地,从事于耕耘。所以(一)古代的都城,都在山险之处。国内行畦田,国外行井田。(二)国人充任正式军队,野人则否。参看第八、第九、第十四三章自明。上章所讲大询于众庶之法,限于乡大夫之属。乡是王城以外之地,乡人即所谓国人。厉王的被逐,《国语》说:“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然则参与国政,和起而为反抗举动的,都是国人。若野人,则有行仁政之君,即歌功颂德,襁负而归之;有行暴政之君,则“逝将去汝,适彼乐土”,在可能范围之内逃亡而已。所以一个国家,其初立国的基本,实在是靠国人的(即征服部族的本族)。国人和野人之间,其初当有一个很严的界限;彼此之间,还当有很深的仇恨。后来此等界限,如何消灭?此等仇恨,如何淡忘呢?依我推想,大约因:(一)距离战争的年代远了,旧事渐被遗忘。(二)国人移居于野,野人亦有移居于国的,居地既近,婚姻互通。(三)征服部族是要脧削被征服的部族以自肥的,在经济上国人富裕而野人贫穷;又都邑多为工商及往来之人所聚会,在交通上,国人频繁而野人闭塞;所以国人的性质较文,野人的性质较质。然到后来,各地方逐渐发达,其性质,亦变而相近了。再到后来,(四)选举的权利,(五)兵役的义务,亦渐扩充推广,而及于野人,则国人和野人,在法律上亦无甚区别,其畛域就全化除了。参看第七第九两章自明。

  征服之族和被征服之族的区别,可说全是政治上的原因。至于职业上的区别,则已带着经济上的原因了。古代职业的区别,是为士、农、工、商。士是战士的意思,又是政治上任事而未有爵者之称,可见古代的用人,专在战士中拔擢。至于工商,则专从事于生业。充当战士的人,虽不能全不务农,但有种专务耕种的农民,却是不服兵役的。所以《管子》上有士之乡和工商之乡。见《小匡篇》。《左氏》宣公十二年说,楚国之法,“荆尸而举,荆尸,该是一种组织军队的法令。商、农、工、贾,不败其业。”有些人误以为古代是全国皆兵,实在是错误的,参看第九章自明。士和卿大夫,本来该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同是征服之族,服兵役,古代政权和军权,本是混合不分的。但在古代,不论什么职业,多是守之以世。所以《管子》又说:“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小匡》。政治上的地位,当然不是例外,世官之制既行,士和大夫之间,自然生出严重的区别来,农、工、商更不必说了。此等阶级,如何破坏呢?其在经济上,要维持此等阶级,必须能维持严密的职业组织。如欲使农之子恒为农,则井田制度,必须维持。欲使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则工官和公家对于商业的管理规则,亦必须维持。然到后来,这种制度,都破坏了。农人要种田,你没有田给他种,岂能不许他从事别种职业?工官制度破坏了,所造之器,不足以给民用,民间有从事制造的人,你岂能禁止他?尤其是经济进步,交换之事日多,因而有居间买卖的人,又岂能加以禁止?私产制度既兴,获利的机会无限,人之趋利,如水就下,旧制度都成为新发展的障碍了,古代由社会制定的职业组织,如何能不破坏呢?在政治上:则因(一)贵族的骄淫矜夸,自趋灭亡,而不得不任用游士。参看第七章。(二)又因有土者之间,互相争夺,败国亡家之事,史不绝书。一国败,则与此诸侯有关之人,都夷为平民。一家亡,则与此大夫有关的人,都失其地位。(三)又古代阶级,并未像喀斯德(caste)这样的严峻,彼此不许通婚。譬如《左氏》定公九年,载齐侯攻晋夷仪,有一个战士,唤做敝无存,他的父亲,要替他娶亲,他就辞谢,说:“此役也,不死,反必娶于高、国。”齐国的两个世卿之家。可见贵族与平民通婚是容易的。婚姻互通,社会地位的变动,自然也容易了。这都是古代阶级所以渐次破坏的原因。

  奴隶的起源,由于以异族为俘虏。《周官》五隶:曰罪隶,曰蛮隶,曰闽隶,曰夷隶,曰貉隶。似乎后四者为异族,前一者为罪人。然罪人是后起的。当初本只以异族为奴隶,后来本族有罪的人,亦将他贬入异族群内,当他异族看待,才有以罪人为奴隶的事。参看第十章自明。经学中,今文家言,是“公家不畜刑人,大夫弗养;屏诸四夷,不及以政。”谓不使之当徭役。见《礼记·王制》。古文家言,则“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周官》秋官掌戮。固然,因刑人多了,不能尽弃而不用,亦因今文所说的制度较早,初期的奴隶,多数是异族,仇恨未忘,所以不敢使用他了。《谷梁》襄公二十九年:礼,君不使无耻,不近刑人,不狎敌,不迩怨。不但如此,社会学家言:氏族时代的人,不惯和同族争斗,镇压本部族之职,有时不肯做,宁愿让异族人做的。《周官》蛮、闽、夷、貉四隶,各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以守王宫及野之厉禁正是这个道理。这亦足以证明奴隶的原出于异族。女子为奴隶的谓之婢。《文选·司马子长报任安书》李《注》引韦昭云:“善人以婢为妻生子曰获,奴以善人为妻生子曰臧。齐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归婢谓之臧,女而归奴谓之获。”可见奴婢有自相嫁娶,亦有和平民婚配的。所以良贱的界限,实亦不甚严峻。但一方面有脱离奴籍的奴隶,一方面又有沦为奴隶的平民,所以奴婢终不能尽绝。这是关系整个社会制度的了。奴隶的免除,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用法令。《左氏》襄公三十二年,晋国的大夫栾盈造反。栾氏有力臣曰督戎,国人惧之。有一个奴隶,唤做斐豹的,和执政范宣子说道:“苟焚丹书,我杀督戎。”宣子喜欢道:你杀掉他,“所不请于君焚丹书者,有如日。”斐豹大约是因犯罪而为奴隶,丹书就是写他的罪状的。一种是以财赎。《吕氏春秋·察微篇》说:鲁国之法,“鲁人有为臣妾于诸侯者,赎之者取金于府。”这大约是俘虏一类。后世奴隶的免除,也不外乎这两种方法。

  以上是封建时代的事。封建社会的根柢,是“以力相君”。所以在政治上占优势的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亦占优胜。到资本主义时代,就大不然了。《汉书·货殖列传》说:“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隶,抱关击柝者,其爵禄、奉养、宫室、车服、棺槨、祭祀、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贱不得踰贵。”又说:后来自诸侯大夫至于士庶人,“莫不离制而弃本。稼穑之民少,商旅之民多;谷不足而货有馀。”谷货,犹言食货。谷、食,本意指食物,引伸起来,则包括一切直接供给消费之物。货和化是一语。把这样东西,变成那样,就是交换的行为。所以货是指一切商品。于是“富者木土被文锦,犬马馀肉粟,而贫者短褐不完,呤粟饮水。其为编户齐民同列,而以财力相君,虽为仆隶,犹无愠色。”这几句话,最可代表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变迁。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资本主义所以能取武力主义而代之,其根源即在于此。然前此社会的规则,都是根据武力优胜主义制定的,不是根据富力优胜主义制定的。武力优胜主义,固然也是阶级的偏私,且较富力优胜主义为更恶。然而人们(一)谁肯放弃其阶级的偏私?(二)即有少数大公无我的人,亦不免为偏见所蔽,视其阶级之利益,即为社会全体的利益;以其阶级的主张,即为社会全体的公道;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所以资本主义的新秩序,把封建社会的旧眼光看起来,是很不入眼的;总想尽力打倒他,把旧秩序回复。商鞅相秦,“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纷华。”《史记》本传。就是代表这种见解,想把富与贵不一致的情形,逆挽之,使其回复到富与贵相一致的时代的。然而这如何办得到呢?封建时代,统治者阶级的精神,最紧要的有两种:一是武勇,一是不好利。惟不好利,故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惟能武勇,故威武不能屈。这是其所以能高居民上,维持其治者阶级的地位的原因。在当时原非幸致。然而这种精神,也不是从天降,从地出;或者如观念论者所说,在上者教化好,就可以致之的。人总是随着环境变迁的。假使人而不能随着环境变迁,则亦不能制驭环境,而为万物之灵了。在封建主义全盛时,统治阶级因其靠武力得来的地位的优胜,不但衣食无忧,且其生活,总较被治的人为优裕,自然可以不言利。讲到武勇,则因前此及其当时,他们的生命,是靠体力维持的,取之于自然界者如田猎。取之于人者,则为战争和掠夺。自能养成其不怕死不怕苦痛的精神。到武力掠夺,悬为厉禁,被治者的生活,反较治者为优裕;人类维持生活最好的方法,不是靠体力取之于自然界,或夺之于团体之外,而反是靠智力以剥削团体以内的人;则环境大变了。统治阶级的精神,如何能不随之转变呢?于是滔滔不可挽了。在当时,中坚阶层的人,因其性之所近,分为两派:近乎文者则为儒,近乎武者则为侠。古书多以儒侠并称,亦以儒墨并称,可见墨即是侠。儒和侠,不是孔墨所创造的两种团体,倒是孔墨就社会上固有的两种阶级加以教化,加以改良的。在孔墨当日,何尝不想把这两个阶级振兴起来,使之成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儒者只成为“贪饮食,惰作务”之徒。见《墨子·非儒篇》。侠者则成为“盗跖之居民间者”。《史记·游侠列传》。质而言之,儒者都是现在志在衣食,大些则志在富贵的读书人。侠者则成为现在上海所谓白相人了。我们不否认,有少数不是这样的人,然而少数总只是少数。这其原理,因为在生物学上,人,大多数总是中庸的,而特别的好,和特别的坏,同为反常的现象。所以我们赞成改良制度,使大多数的中人,都可以做好人;不赞成认现社会的制度为天经地义,责成人在现制度之下做好人,陈义虽高,终成梦想。直到汉代,想维持此等阶级精神,以为国家社会的中坚的,还不乏其人。试看贾谊《陈政事疏》所说圣人有金城之义,董仲舒对策说食禄之家不该与民争利一段,均见《汉书》本传。便可见其大概。确实,汉朝亦还有此种人。如盖宽饶,“刚直高节,志在奉公。”儿子步行戍边,专务举发在位者的弊窦,又好犯颜直谏,这确是文臣的好模范。又如李广,终身除射箭外无他嗜好,绝不言利,而于封侯之赏,却看得很重。广为卫青所陷害而死,他的儿子敢,因此射伤卫青,又给霍去病杀掉,汉武帝都因其为外戚之故而为之讳,然李广的孙儿子陵,仍愿为武帝效忠。他敢以步卒五千,深入匈奴。而且“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见《汉书·司马迁传》迁报任安书。这真是一个武士的好模范。还有那奋不顾身,立功绝域的傅介子、常惠、陈汤、班超等,亦都是这一种人。然而滔滔者终于不可挽了。在汉代,此等人已如凤毛麟角,魏晋以后,遂绝迹不可复见。岂无好人?然更不以封建时代忠臣和武士的性质出现了。过去者已去,如死灰之不可复燃。后人谈起这种封建时代的精神来,总觉得不胜惋惜。然而无足惜也。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东西。当时文臣的见解,已不免于偏狭。武人则更其要不得。譬如李广,因闲居之时,灞陵尉得罪了他,如灞陵尉之意,真在于奉公守法,而不是有意与他为难,还不能算得罪他,而且是个好尉。到再起时,就请尉与俱,至军而斩之,这算什么行为?他做陇西太守时,诈杀降羌800余人,岂非武士的耻辱?至于一班出使外国之徒,利于所带的物品,可以干没;还好带私货推销;因此争求奉使。到出使之后,又有许多粗鲁的行为,讹诈的举动,以致为国生事,引起兵端,见《史记·大宛列传》。这真是所谓浪人,真是要不得的东西。中国幸而这种人少,要是多,所引起的外患,怕还不止五胡之乱。

  封建时代的精神过去了。社会阶级,遂全依贫富而分。当时所谓富者,是(一)大地主,(二)大工商家,详见下章。晁错《贵粟疏》说:“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俗之所贵,主之所贱;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恶乖迕,而欲国富法立,不可得也。”可见法律全然退处于无权了。

  因资本的跋扈,奴婢之数,遂大为增加。中国古代,虽有奴婢,似乎并不靠他做生产的主力。因为这时候,土地尚未私有,旧有的土地,都属于农民。君大夫有封地的,至多只能苛取其租税,强征其劳力,即役。至于夺农民的土地为己有,而使奴隶从事于耕种,那是不会有这件事的。因为如此,于经济只有不利。所以虽有淫暴之君,亦只会弃田以为苑囿。到暴力一过去,苑囿就又变做田了。大规模的垦荒,或使奴隶从事于别种生产事业,那时候也不会有。其时的奴隶,只是在家庭中,以给使令,或从事于消费品的制造。如使女奴舂米,酿酒等。为经济的力量所限,其势自不能甚多。到资本主义兴起后就不然了。(一)土地既已私有,向来的农奴,都随着土地,变成地主的奴隶。王莽行王田之制,称奴隶为“私属”,和田地都不得卖买。若非向来可以卖买,何必有此法令呢?这该是秦汉之世,奴婢增多的一大原因。所以奴婢是由俘虏、罪人两政治上的原因造成的少,由经济上的原因造成的多。(二)农奴既变为奴隶,从事于大规模的垦荒的,自然可以购买奴隶,使其从事耕作。(三)还可以使之从事于别种事业。如《史记·货殖列传》说:“刁闲收取桀黠奴,使之逐渔盐商贾之利。所以又说童手指千,比千乘之家。如此,奴婢越多越富,其数就无制限了。此时的奴婢,大抵是因贫穷而鬻卖的。因贫穷而卖身,自古久有其事。所以《孟子·万章上篇》,就有人说:百里奚自鬻于秦养牲者之家。然在古代,此等要不能甚多。至汉代,则贾谊说当时之民,岁恶不入,就要“请爵卖子”,成为经常的现象了。此等奴婢,徒以贫穷之故而卖身,和古代出于俘虏或犯罪的,大不相同,国家理应制止及救济。然当时的国家,非但不能如此,反亦因之以为利。如汉武帝,令民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的增秩。其时行算缗之法,遣使就郡国治隐匿不报的人的罪,没收其奴婢甚多,都把他分配到各苑和各机关,使之从事于生产事业。见《史记·平准书》。像汉武帝这种举动,固然是少有的,然使奴婢从事于生产事业者,必不限于汉武帝之世,则可推想而知,奴隶遂成为此时官私生产的要角了。汉末大乱,奴婢之数,更行增多。后汉光武一朝,用法令强迫释放奴婢很多。都见《后汉书》本纪。然亦不过救一时之弊,终不能绝其根株。历代救济奴隶之法:(一)对于官奴婢,大抵以法令赦免。(二)对于私奴婢则(甲)以法令强迫释放。(乙)官出资财,替他赎身。(丙)勒令以买直为佣资,计算做工的时期,足满工资之数,便把他放免。虽有此法,亦不过去其太甚而已。用外国人作奴婢,后世还是有的。但非如古代的出于俘虏,而亦出于鬻卖。《汉书·西南夷列传》和《货殖列传》,都有所谓“僰僮”,就是当时的商人,把他当作商品贩卖的。《北史·四裔传》亦说:当时的人,多买獠人作奴仆。因此,又引起政治上的侵略。梁武帝时,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利。周武帝平梁、益,亦命随近州镇,年年出兵伐獠,取其生口,以充贱隶。这在后世,却是少有的事,只有南北分立之世,财力困窘,政治又毫无规模,才会有之。至于贩卖,却是通常现象。如唐武后大足元年,敕北方缘边诸郡,不得畜突厥奴婢;穆宗长庆元年,诏禁登、莱州及缘海诸道,纵容海贼,掠卖新罗人为奴婢;就可见海陆两道,都有贩卖外国人口的了。南方的黑色人种,中国谓之昆仑。唐代小说中,多有昆仑奴的记载,更和欧洲人的贩卖黑奴相像。然中国人亦有自卖或被卖做外国人的奴隶的。宋太宗淳化二年,诏陕西缘边诸郡:先因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官遣使者,与本道转运使,分以官财物赎,还其父母;真宗天禧三年,诏自今掠卖人口入契丹界者,首领并处死。诱至者同罪,未过界者,决杖黥配。均见《文献通考》。就是其事。

  后汉末年,天下大乱,又发生所谓部曲的一个阶级。部曲二字,本是军队中一个组织的名称。《续汉书·百官志》大将军营五部,部下有曲,曲下有屯。丧乱之际,人民无家可归,属于将帅的兵士,没有战事的时候,还是跟著他生活。或者受他豢养或者替他工作。事实上遂发生隶属的状态。用其力以生产,在经济上是有利的,所以在不招兵的时候,将帅也要招人以为部曲了。《三国志·李典传》说,典有宗族部曲三千馀家,就是战时的部曲,平时仍属于将帅之证。《卫觊传》说:觊镇关中时,四方流移之民,多有回关中的,诸将多引为部曲,就是虽不招兵之时,将帅亦招人为部曲之证。平民因没有资本,或者需要保护,一时应他的招。久之,此等依赖关系,已成过去,而其身分,被人歧视,一时不能回复,遂成为另一阶级。部曲的女子,谓之客女。历代法律上,奴婢伤害良人,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重。良人伤害奴婢,则罪较平民互相伤害为轻。其部曲、客女,伤害平民的罪,较平民加重,较奴婢减轻;平民伤害部曲、客女的,亦较伤害奴婢加重,较其互相伤害减轻。所以部曲的地位,是介于良贱之间的。历魏、晋、南北朝至唐、宋,都有这一阶级。

  使平民在某种程度以内,隶属于他人,亦由来甚久。《商君书·竟内篇》说:“有爵者乞无爵者以为庶子。级乞一人。其无役事也,有爵者不当差徭,在自己家里的时候。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有爵者替公家当差徭时,庶子亦跟着他出去。这即是《荀子·议兵篇》所说秦人五甲首而隶五家之制。秦爵二十级,见《汉书·百官公卿表》。级级都可乞人为役,则人民之互相隶属者甚多,所以鲁仲连要说秦人“虏使其民”了。晋武帝平吴以后,王公以下,都得荫人为衣食客及佃客。其租调及力役等,均入私家。此即汉世封君食邑户的遗法,其身分仍为良民。辽时有所谓二税户,把良民赐给僧寺,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金世宗时免之。亦是为此。此等使人对人直接征收,法律上虽限于某程度以下的物质或劳力,然久之,总易发生广泛的隶属关系,不如由国家征收,再行给与之为得。

  封建时代的阶级,亦是相沿很久的,岂有一废除即铲灭净尽之理?所以魏晋以后,又有所谓门阀的阶级。魏晋以后的门阀,旧时的议论,都把九品中正制度,见第七章。看作他很重要的原因,这是错误的。世界上哪有这种短时间的政治制度,能造成如此深根固柢的社会风尚之理?又有说:这是由于五胡乱华,衣冠之族,以血统与异族混淆为耻,所以有这风尚的。这也不对。当时的区别,明明注重于本族士庶之间。况且五胡乱华,至少在西晋的末年,声势才浩大的,而刘毅在晋初,已经说当时中正的品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了。可见门阀之制,并非起源于魏晋之世。然则其缘起安在呢?论门阀制度的话,要算唐朝的柳芳,说得最为明白。见《唐书·柳冲传》。据他的说法:则七国以前,封建时代的贵族,在秦汉之世,仍为强家。因为汉高祖起于徒步,用人不论家世,所以终两汉之世,他们在政治上,不占特别的势力。然其在社会上,势力仍在。到魏晋以后,政治上的势力和社会上的势力合流,门阀制度,就渐渐固定了。这话是对的。当时政治上扶植门阀制度的,就是所谓九品中正,见第七章。至于在社会上,则因汉末大乱,中原衣冠之族,开始播迁。一个世家大族,在本地方,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的,用不著自行表暴。迁徙到别的地方,就不然了。琅邪王氏是世族,别地方的王氏则不然。博陵崔氏是世族,别地方的崔氏则不然。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的,姓崔的,谁知道他是那里的王?那里的崔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而非别的王氏;是博陵崔而非别的崔氏了。这是讲门阀的所以要重视郡望的原因。到现在,我们旧式婚姻的简帖上,还残留著这个老废物。这时候,所谓门第的高下,大概是根据于:(一)本来门第的高下。这是相沿的事实,为本地方人所共认,未必有谱牒等物为据。因为古代谱牒,都是史官所记。随著封建的崩坏,久已散佚无存了。(二)秦、汉以来,世家大族,似乎渐渐的都有谱牒。《隋书》著录,有家谱,家传两门。《世说新语》注,亦多引人家的家谱。而其事较近,各家族中,有何等人物、事迹,亦多为众人所能知,所能记,在这时期以内,一个家族中,要多有名位显著的人,而切忌有叛逆等大恶的事。如此,历时稍久,即能受人承认,为其地之世家。历时不久的,虽有名位显著的人,人家还只认为暴发户,不大看得起他。至于历时究要多久,那自然没有明确的界限。(三)谱牒切忌佚亡,事迹切忌湮没。傥使谱牒已亡;可以做世家的条件的事迹,又无人能记忆;或虽能记忆,而不能证明其出于我之家族中;换言之,即不能证明我为某世家大族或有名位之人之后;我的世族的资格,就要发生动摇了。要之,不要证据的事,要没人怀疑;要有证据的事,则人证物证,至少要有一件存在;这是当时判定世族资格的条件。谱牒等物,全由私家掌管,自然不免有散佚,伪造等事。政治总是跟著社会走的。为要维持此等门阀制度,官家就亦设立谱局,与私家的谱牒互相鉤考;“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了。亦柳芳语。

  当这时代,寒门世族,在仕途上优劣悬殊;甚至婚姻不通,在社交上的礼节,亦不容相并。可参看《陔馀丛考·六朝重氏族》条。此等界限,直至唐代犹存。《唐书·高士廉传》及《李义府传》说,太宗命士廉等修《氏族志》,分为九等,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又说:魏大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征、李勣等,仍与为婚,故其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杜羔传》说: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邪?”可见唐朝中叶以后,此风尚未铲除。然此时的门阀,已只剩得一个空壳,经不起雨打风吹,所以一到五代时,就成“取士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之局了。《通志·氏族略》。这时候的门阀,为什么只剩一个空壳呢?(一)因自六朝以来,所谓世族,作事太无实力。这只要看《廿二史札记江左诸帝皆出庶族》,《江左世族无功臣》,《南朝多以寒人掌机要》各条可见。(二)则世族多贪庶族之富,与之通婚;又有和他通谱,及把自己的家谱出卖的。看《廿二史札记·财昏》,《日知录通谱》两条可见。(三)加以隋废九品中正,唐以后科举制度盛行,世族在选举上,亦复不占便宜。此时的门阀,就只靠相沿已久,有一种惰力性维持,一受到(四)唐末大乱、谱牒沦亡的打击,自然无以自存了。门阀制度,虽盛于魏晋以后,然其根源,实尚远在周秦以前,到门阀制度废除,自古相传的等级,就荡然以尽了。指由封建势力所造成的等级。

  然本族的等级虽平,而本族和异族之间,等级复起。这就不能不叹息于我族自晋以后武力的衰微了。中国自汉武帝以后,民兵渐废。此时的兵役多以罪人和奴隶充之,亦颇用异族人为兵。东汉以后,杂用异族之风更盛。至五胡乱华之世,遂习为故常。别见第九章。此时的汉人和异族之间,自然不能不发生阶级,史称北齐神武帝,善于调和汉人和鲜卑。他对汉人则说:“鲜卑人是汝作客,犹今言雇工。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陵之?”对鲜卑人则说:“汉人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疾之?”就俨然一为农奴,一为战士了。但此时期的异族,和自女真以后的异族,有一个大异点。自辽以前,契丹为鲜卑宇文氏别部,实仍系五胡的分支。外夷率以汉族为高贵而攀援之,并极仰慕其文化,不恤牺牲其民族性,而自愿同化于汉族。至金以后则不然。这只要看五胡除羯以外,无不冒托神明之胄,如拓跋氏自称黄帝之后,宇文氏自称炎帝之后是。金以后则无此事;北魏孝文帝,自愿消灭鲜卑语,奖励鲜卑人与汉人通婚,自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然除此以外,亦未有拒绝汉族文化的。金世宗却极力保存女真旧风及其语言文字。这大约由于自辽以前的异族,附塞较久,濡染汉人文化较深,金、元、清则正相反之故。渤海与金、清同族,而极仰慕汉人的文化,似由其先本与契丹杂居营州,有以致之,即其一证。对于汉族的压制剥削,亦是从金朝以后,才深刻起来的。五胡虽占据中原,只是一部分政权入于其手。其人民久与汉族杂居,并未闻至此时,在社会上,享有何等特别的权利。至少在法律上大致如此。契丹是和汉人不杂居的。其国家的组织,分为部族和州县两部分,彼此各不相干。设官分南北面,北面以治部族,南面以治州县。财赋之官,虽然多在南面,这是因汉族的经济,较其部族为发达之故,还不能算有意剥削汉人。到金朝,则把猛安谋克户迁入中原。用集团之制,与汉族杂居,以便镇压。因此故,其所耕之地,不得不连成片段。于是或藉口官地,强夺汉人的土地;如据梁王庄,太子务等名目,硬说其地是官地之类。或口称与汉人互换,而实系强夺。使多数人民流离失所。初迁入时,业已如此。元兵占据河北后,尽将军户即猛安谋克户。迁于河南,又是这么一次。遂至和汉人结成骨仇血怨,酿成灭亡以后大屠戮的惨祸了。见《廿二史札记·金末种人被害之惨》条。元朝则更为野蛮。太宗时,其将别迭,要把汉人杀尽,空其地为牧场,赖耶律楚材力争始止。见《元史·耶律楚材传》。元朝分人为蒙古、色目、犹言诸色人等,包括蒙古及汉族以外的人。其种姓详见《辍耕录》。汉人、灭金所得的中国人。南人灭宋所得的中国人。四种,一切权利,都不平等。如各官署的长官,必用蒙古人。又如学校及科举,汉人南人的考试较难,而出身反劣。汉人入奴籍的甚多。见《廿二史札记·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条。明代奴仆之数骤增,见《日知录·奴仆》条。怕和此很有关系。清朝初入关时,亦圈地以给旗民。其官缺,则满、汉平分。又有蒙古、汉军、包衣满洲人的奴仆。的专缺。刑法,则宗室、觉罗显祖之后称宗室,自此以外称觉罗。宗室俗称黄带子,觉罗俗称红带子,因其常系红黄色的带子为饰。凡汉人杀伤红黄带子者,罪加一等。惟在茶坊酒肆中则否,以其自亵身分也。及旗人,审讯的机关都不同。宗室、觉罗,由宗人府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户、刑部。包衣由内务府慎刑司审讯。与人民讼者,会同地方官。旗人由将军、都统、副都统审讯。且都有换刑。宗室以罚养赡银代笞、杖,以板责、圈禁代徒、流、充军。雍正十二年,并推及觉罗。其死罪则多赐自尽。旗人以鞭责代笞、杖,枷号代徒、流、充军。死刑以斩立决为新监候,斩监候为绞。都是显然的阶级制度。民族愈开化,则其自觉心愈显著,其斗争即愈尖锐。处于现在生存竞争的世界,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是百年身,诚不可以不凛然了。近来有一派议论,以为满、蒙等族,现在既已与汉族合为一个国族了,从前互相争斗的事,就不该再提及,怕的是挑起恶感。甚至有人以为用汉族二字,是不甚妥当的。说这是外国人分化我们的手段,我们不该盲从。殊不知历史是历史,现局是现局。不论何国,何族,在已往,谁没有经过斗争来?现在谁还在这里算陈帐?若虑挑起恶感,而于已往之事,多所顾忌而不敢谈,则全部历史,都只好拉杂摧烧之了。汉族两字不宜用,试问在清朝时代的满汉两字,民国初年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等语,当改作何字?历史是一种学术,凡学术都贵真实。只要忠实从事,他自然会告诉你所以然的道理,指示你当遵循的途径。现在当和亲的道理,正可从从前的曾经斗争里看出来,正不必私智穿凿,多所顾虑。总而言之:凡阶级的所以形成,其根源只有两种:一种是武力的,一种是经济的。至于种族之间,则其矛盾,倒是较浅的。近代的人,还有一种缪见,以为种族是一个很大的界限,同种间的斗争,只是一时的现象,事过之后,关系总要比较亲切些。殊不知为人类和亲的障碍的,乃是民族而非种族。种族的同异在体质上,民族的同异在文化上。体质上的同异,有形状可见,文化上的同异,无迹象可求。在寻常人想起来,总以为种族的同异,更难泯灭,这就是流俗之见,需要学术矫正之处。从古以来,和我们体质相异的人,如西域深目高鼻之民,南方拳发黑身之族,为什么彼我之间,没有造成严重的阶级呢?总而言之:社会的组织,未能尽善,则集团与集团之间,利害不能无冲突。“利惟近者为可争,害惟近者为尤切。”这是事实。至于体质异而利害无冲突,倒不会有什么剧烈的斗争的。这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都有很明白的证据的。所以把种族看做严重的问题,只是一个俗见。

  近代有一种贱民。其起源,或因民族的异同,或因政治上的措置,或则社会上积习相沿,骤难改易。遂至造成一种特别等级。这在清朝时,法律上都曾予以解放。如雍正元年,于山、陕的乐户,绍兴的惰民;五年于徽州的伴档,宁国的世仆;八年于常熟、昭文的丐户;都令其解放同于平民。乾隆三十六年,又命广东的蜑户,浙江的九姓渔户,及各省有似此者,均查照雍正元年成案办理。这自然是一件好事情。但社会上的歧视,往往非政治之力所能转移。所以此等阶层,现在仍未能完全消灭。这是有待于视压迫为耻辱的人,继续努力的了。

  阶级制度,在古昔是多少为法律所维持的。及文化进步乃觉得人为的不平等不合于理,此等法律,遂逐渐取消。然社会上的区别,则不能骤泯。社会地位的区别,显而易见的是生活的不同。有形的如宫室衣服等等,无形的如语言举动等等。其间的界限,为社会所公认。彼此交际之间,上层阶级,会自视为优越,而对方亦承认其优越;下层阶级,会被认为低微,而其人亦自视为低微。此等阶级的区别,全由习惯相沿。而人之养成其某阶级的气质,则由于教育;广义的。维持其某阶级的地位,则由于职业。旧时社会所视为最高阶级的,乃读书做官的人,即所谓士。此种人,其物质的享受,亦无以逾于农工商。但所得的荣誉要多些。所以农工商还多希望改而为士,而士亦不肯轻弃其地位。旧时所谓书香之家,虽甚贫穷,不肯轻易改业,即由于此。这还是封建残余的势力。此外则惟视其财力的厚薄,以判其地位的高低。所谓贫富,应以维持其所处的阶级的生活为标准。有余的谓之富,仅足的谓之中人,不足的谓之贫。此自非指一时的状况言,而当看其地位是否稳固。所谓稳固,包含三条件:即(一)财产收入,较劳力收入为稳固。(二)有保障的职业,较无保障的为稳固。(三)独立经营的职业,较待人雇用的为稳固。阶级的升降,全然视其财力。财力足以上升,即可升入上层阶级。财力不能维持,即将落入下层阶级。宫室衣服等,固然如此,即教育职业亦然。如农工商要改做士,则必须有力量能从师读书;又必须有力量能与士大夫交际,久之,其士大夫的气质,乃得养成。此系举其一端,其他可以类推。总之,除特别幸运的降临,凡社会上平流而进的,均必以经济上的地位为其基础。下层社会中人,总想升入上层的;上层社会中人,则想保持其地位。旧时的教育,如所谓奋勉以求上进,如所谓努力勿坠其家声等等,无论其用意如何,其内容总不外乎此。至于(一)铲除阶级;(二)组织同阶级中人,以与异阶级相斗争;则昔时无此思想。此因(一)阶级间之相去,并不甚远;(二)而升降也还容易之故。新式产业兴起以后,情形就与从前不同。从前所谓富、中人、贫,相去实不甚远的,今则相去甚远。所谓中产阶级,当分新旧两种:旧的,如旧式的小企业等,势将逐渐为大企业所吞并。新的,如技术、管理人员等,则皆依附大资本家以自存。其生活形式,虽与上层阶级为侪,其经济地位的危险,实与劳工无异。既无上升之望,则终不免于坠落。所以所谓中间者,实不能成为阶级。从下级升至上级,亦非徒恃才能,所能有济。昔时的小富,个人的能力及际遇,足以致之,今之大富豪则不然。现在文明之国,所谓实业领袖,多系富豪阶级中人,由别阶级升入的很少。于是虽无世袭之名,而有世袭之实。上级的地位,既不易变动,下级的恶劣境遇,自然不易脱离。环境逼迫著人改变思想,阶级斗争之说,就要风靡一时了。铲除阶级,自是美事。但盲动则不免危险;且亦非专用激烈手段,所能有济;所以举措不可不极审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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