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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郑芝龙既已决定投降清朝,首先撤回防守仙霞岭的军队,使清军得以顺利进入福建;接着又谎称“海寇”侵扰他的故乡安平,在八月间率部返回泉州①。九月十九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福州②。郑芝龙的引狼入室是为了向清方表示自己归降的诚意,即如他在给清廷的题本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③但他还摸不清楚清朝将给他多大的官职和爵位,因此把兵力集中于安平一带,作为向清廷讨价还价的资本。清军统帅博洛将计就计,一面派固山额真富拉克塔等统兵直逼南安,显耀清朝兵威;一面让泉州乡绅郭必昌(曾任明朝兵部尚书,福建晋江人,同郑芝龙关系密切)写信招降。郑芝龙很不高兴地说:“我惧以立王为罪耳。既招我,何相逼也!”①博洛装模作样地“切责”了富拉克塔,下令把军队后撤三十里,另外派遣内院学士额色黑等二人持书信到安平面见芝龙,信中说:“吾所以重将军者,以将军能立唐藩也。人臣事主,苟有可为必竭其力;力尽不胜天,则投明而事,乘时建功,此豪杰事也。若将军不辅主,吾何用将军哉!且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欲见将军者,商地方故也。”②郑芝龙阅信后决定前往福州,成功对父亲的所作所为颇不以为然,在这关键时刻更是极力劝阻。《台湾外纪》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其子成功劝曰:“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

  龙曰:“稚子妄谈,不知天时时势。夫以天堑之隔,四镇雄兵且不能拒敌,何况偏安一隅。倘画虎不成,岂不类狗乎?”

  成功曰:“吾父所见者大概,未曾细料机宜,天时地利,有不同耳。清朝兵马虽盛,亦不能长驱而进。我朝委系无人,文臣弄权,一旦冰裂瓦解,酿成煤山之惨。故得其天时,排闼直入,剪除凶丑,以承大统。迨至南都,非长江失恃,细察其故,君实非戡乱之君,臣又多庸碌之臣,遂使天下英雄饮恨,天堑难凭也。吾父若藉其崎岖,扼其险要,则地利尚存,人心可收也。”

  龙曰:“识时务为俊杰。今招我重我,就之必礼我。苟与争锋,一旦失利,摇尾乞怜,那时追悔莫及。竖子渺视,慎毋多谈。”

  成功见龙不从,牵其衣跪哭曰:“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登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

  龙见成功语繁,厌听,拂袖而起。

  这段对话不仅反映了郑芝龙、郑成功父子在政治上的分道扬镳,也体现了郑成功的战略眼光。郑成功和郑鸿逵既然无法改变郑芝龙投降清朝的决定,特别提醒他亲自前往清军大营所在的福州风险太大,不可轻率行事。然而,郑芝龙自以为在福建、广东海域拥有强大的水师,满洲贵族的军队擅长骑射,缺乏水上作战能力,势必像明朝皇帝一样借重于自己何况,二十年来通过垄断海上贸易积聚的巨额财富更使他驽马恋栈。他不听劝告,带了五百名士卒在1646年(顺治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到达福州,谒见贝勒博洛①。见面之后,博洛伪装出一副仰慕已久的样子,对他大加赞赏,还折箭为誓,许以重用。欢饮三天之后,博洛忽然在半夜传令拔营回京,命郑芝龙随军北上。芝龙心知中计,但已经轻入虎穴,随身所带士卒被安置于别营,自己孤身一人只好听凭博洛摆布了。一位目睹其事的人记载道,当时福建各地应聘而来的明朝官绅齐集于福州,忽然接到清朝巡抚的请柬通知于次日在洪塘聚会,去了之后,“则胡笳四起,毳幕参差,兔网弥天,雉罗遍野。聚立而嗫嚅者几及百人。内院、抚军席地而坐,执册指名,首朱胤冈(朱继祚字),次黄跨千(黄鸣骏字),又次余公诚,余系南中流寓在闽,亦被罗织。拊其背而徘徊,谓:‘此三人者非尚书、阁老乎?可随我去。’每人一卒守之。中有紫衣胡服者为郑飞黄(郑芝龙字),亦与焉。彷徨有顷,名次及吴旧抚矣。军门持册手麾曰:‘余俱赴京听用。’于是诸人哄然而退,不啻鸟出笼、鱼入海也。时见兵即刻拔营起,四公竟载与俱行”①。“神龙失势,与蚯蚓同”,不管郑芝龙是多么大的一条巨鲸,一旦离开了战舰精兵,就成了失水之鱼。郑芝龙只好委婉地向博洛求情,表示就他个人而言既然已经投降清朝,进京“面圣”正是自己的愿望;不过,留在福建沿海的长子和兄弟拥有相当兵力,自己一旦进京,呼应不灵,恐怕海上从此多事。博洛的估计同他正好相反,以为掌握了郑芝龙,郑氏家族群龙无首,又不能不为芝龙的安全着想,必然惟清朝之命是听。因此,他让芝龙当面写了几封信,借以招抚郑氏子弟和部将,并且对芝龙说:“此与尔无与,亦非吾所虑也。”①这样,郑芝龙在清军严密监护下被送到了北京。1648年(顺治五年),清廷食言自肥,仅授予他一等精奇尼哈番的空头官衔,拨入旗下,实际上遭到软禁②。这段情节后来在郑成功致父书中有一段描写:“当贝勒入关之时,父早已退避在家。彼乃卑词巧语,迎请之使,车马不啻十往还,甚至啖父以三省王爵。始谓一到省,便可还家;既又谓一入京便可出镇。今已数年矣,王爵且勿论,出镇且勿论,即欲一返故里亦不可得。彼言岂可信乎?”③

  博洛回京之前,确实利用了郑芝龙的声望招降其旧部,奉芝龙之命降清的有武毅伯施福、澄济伯郑芝豹和部下总兵十员,兵将十一万三千名④。当李成栋由吴淞总兵奉调由浙江、福建入广东时,清方不仅利用了郑芝龙“平国公”的牌劄招抚了白沙、甲子等广东东部沿海地带,而且原属郑芝龙部下的总兵施郎、梁立、黄廷、成升、洪习山还由武毅伯施福带领率兵马五千名跟随佟养甲、李成栋进军广东,在扑灭顺德县“海寇”和镇压东莞、增城地区的张家玉抗清义师中起了不小的作用①。直到顺治五年(永历二年)三月“□(虏)镇抚施福、耿献忠大小船数百号上梧州”②,即在李成栋指挥下一直攻入广西东部,对南明的危害是相当严重的。由于李成栋对南方兵将存在歧视心理,在奏疏中说从福建带来的施郎等官兵“脆弱不堪,无资战守”③,甚至伺机剪灭和解散。施福、施郎、黄廷、洪习山等人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忍气吞声,大有怀才不遇、有功不赏之感④。顺治五年李成栋反清复明,他们收到郑成功从鼓浪屿(今属福建省厦门市)发来的邀请,决定摆脱李成栋部将潮州总兵郝尚久的控制,率部乘舟投奔郑成功。

  ① 《台湾外纪》卷二。

  ② 《思文大纪》卷八记:“九月十九日,清兵至福州,从北门而入。”

  ③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一页。

  ①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十三。

  ② 江日升《台湾外纪》,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七十五页。他书记载文字稍有出入。顺治十一年十月初一日郑成功给其父郑芝龙信中说:清廷所许“四府竟成画中之饼,如演父前所得三省之故伎。”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六十八页,郑亲王济尔哈朗题本。

  ① 日期据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① 华廷献《闽海月纪》,卷二;此文亦收入《明季南略》卷八《附闽事纪》,文字略有不同。按:据华廷献记载,博洛胁带郑芝龙等“拔营起行”似在白天,与他书记载半夜有所不同。

  ① 《明季南略》卷八《郑芝龙降清》条。

  ② 《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第一页有顺治四年四月“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说明是时尚未授职。顺治五年八月授一等精奇尼哈番事见《清世祖实录》卷四十。直到顺治九年八月郑芝龙给清廷的奏本自署官衔还是“厢黄旗正钦尼哈番”(即镶黄旗精奇尼哈番),见《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第六十三页。谢国桢《南明史略》云,郑芝龙被骗到北京后清廷“只封他为同安侯,叫他住在北京”(第一四二页)。按,清廷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在顺治十年五月,目的是为了招抚郑成功,上距郑芝龙降清已过六年有余。

  ③ 杨英《先王实录》,陈碧笙校注本,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六十二页。

  ④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

  ① 《清世祖实录》卷三十四;施郎(后改名施琅)、黄廷和副将洪习山在顺治四年十月参加进攻增城的战役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三九页,顺治四年十一月初七日清两广总督佟养甲揭帖。

  ② 鲁可藻《岭表纪年》。

  ③ 顺治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提督总兵官李成栋揭帖,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七本,第六○一页。

  ④ 施福曾给清廷上疏奏报“剿抚粤寇之绩”,疏中自称“总督广东陆师原武毅伯施福”,兵部“查施福原系孛罗王(即博洛)发与佟养甲、李成栋酌用。今据自称总督,且广东经制久行佟养甲议定未到,应令将施福并议于经制之内,报部覆可也。”(顺治五年闰四月兵部揭帖,见《明清档案》第八册,A8—92号。)从这件奏疏里也可以看出施福等人对自己功绩、地位的评价和清廷的冷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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