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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0617老舍之死-傅光明

  主讲人简介:

  傅光明: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

  内容简介:

  曾经写出了《骆驼祥子》、《四世同堂》、《离婚》等名作的老舍,解放后因创作《龙须沟》而荣获“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但就是这样的一位 “人民艺术家”,在“文革”刚刚开始的时候,就遭到了灭顶之灾。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老舍的尸体,而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竟然称,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老舍的尸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到底谁是真正的打捞者?其实,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

  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大体上有三种意见:一种,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是舍身取义的;第二种,老舍先生的死是因为他面对突如其来的暴力和侮辱,他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第三种,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傅光明觉得,老舍先生的死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傅光明认为,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这是他精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

  (全文)

  1966年8月的一天,人们在北京的太平湖发现了一个老者的尸体,他被静静地打捞上来,并在当天火化。然而,他的名字并没有随同着他那个疲惫、瘦弱的身体一起消失。相反,许多年以后,人们仍然在这位老人的诞辰纪念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纪念这位作家。并且在纪念他的同时,我们会提出很多的疑问:为什么这样一个在作品中创造了无数鲜活生命,又给无数生命带来愉悦的如此热爱生活、懂得幽默的老人,会在他遭难的那一天孤独地、绝望地走去?那么,我也是带着这样的疑问,来在十几年前开始跟踪采访、调查、研究“老舍之死”这样一个沉重的有文化思想意蕴内涵的一个题目。

  我开始的想法是像一个案件的调查者一样,通过追踪线索可以把那个历史场景把它清晰地再现出来。想法好像相对是很简单的,我只想着通过对受访者的不断地挖掘、采访,可能能够比较清晰地把那个历史现场还原。当时是抱着这样一种想法。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采访的深入和自己理论上的一种提升,我对历史的信任度,和我的这种提升成反比。我发现我当初的那个想法太单纯了,也太脆弱了,脆弱得如同一张纸,经不住一捅就破了。那么多受访者,向我所叙述的那一天历史的情景,我根本无法还原,我被历史搞糊涂了。面对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的、冲突的历史的叙述,那一天的情形好像更加支离破碎,无法将它建立起来,种种的细节无法给它统一。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老舍先生,1966年8月23日在北京文联被批斗,紧接着在孔庙被批斗,回到文联又被批斗,遭受了三场批斗。在这样的批斗之后,老舍先生在第二天离家出走了。他到底是第二天就投湖自杀了?还是第三天就投湖自杀了?时间上已经有了不一样。那么,我们姑且称作1966年8月23号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叫“8·23事件”,老舍先生在“8·23”那一天到底上午来的?中午来的?下午来的?说法各异。他穿着什么样的衣服?说法各异。他拄没拄拐杖?不知道。他哪天离家出走的?不知道,有疑点。他死了之后被打捞上来的时候,湖面上是不是漂满了碎纸片?不知道。有的人说有,有的人说没有,有的人特别希望有。这都是“8·23”那个历史事件带给我们的历史的疑团。

  作为一个采访人,作为一个研究者,我理所当然地充满了善意和敬意,面对那些受访人。我觉得,他们应该说的是实话,作为历史的叙述者,他们有说出自己的见证了历史真实的权利。但同时有可能他们在叙述历史的时候,留下了巨大的历史空间。那么,我所做的工作,如何把他们的历史的叙述,几乎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同时对他们所说的对于历史的叙述,做出自己的一个判断和反思。就我没有能力,没有权利,我不敢,也不会,去说任何一个历史的叙述者和见证人所说的是谎话,是不实的。就是我越来越觉得,我扮演的是一个史官的角色,我得将我采访的对象所说的,对于这个历史的陈述,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至于它是不是真的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是不是真的历史本真,我可以存疑。但是,我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我必须本着一个记录者的史德,如实地将它记录下来。

  我们可能头脑中会时刻地想这样一个话题,既然是某一个历史现场的见证人,他说的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是真实的,不会杜撰。这个行为本身,从学术上来讲,严格地说,属于“口述历史”的范畴。纯粹的“口述历史”这个概念呢,是在二战以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教授肯特·内文思,提出了这么一个概念,叫“口述历史”。那么,我通过做“老舍之死”研究和调查这件事呢,我也想通过这个个案的事例本身,使这个“口述历史”的田野作业的行为,在理论上,就是在口述历史上,它具有一点实际的意义。也给人们提供一个历史的线索,就是怎么样来认识历史,历史可能有很大的真空,有很多历史的本真是无法还原的。很多情形下,我们所接受的历史可能往往只是被人们图解过的,重塑过的。就是说,某一件事,它可能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赋予这件事什么样的历史意义,你怎么让它变成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当代的历史学家,当代的学者所应该做的。这也是很长时间来,学术界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如果说对历史、对思想的话题,还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应该不断地做这样的一个思考,就是历史是什么?历史带给我们什么?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我们能接近它吗?我们能还原吗?

  比如,拿“老舍之死”这个历史叙述者来说,给我最大的一个困惑,就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极端的例子。这个例子的出现非常有趣,有趣极了,就是大家想象不到。就是当我找到第一个自称是老舍尸体打捞者的那个见证人的时候,我欣喜若狂。我觉得,终于可以把“老舍之死”打捞的那个现场还原了,他说的不会假,应该是真的,因为他有旁证,来证明为什么他当时在现场,为什么打捞的这个人是老舍,都说得有鼻子有眼,完全可以清晰、逼真地、生动地再现现场的每一个细节。

  但是,紧接着在我的这篇《访谈录》发表之后,看到这篇《访谈录》的读者当中,出现了第二位和第三位打捞老舍尸体的人。就是到目前为止,自称打捞老舍尸体的是三个人,几乎三个互不相识的人却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打捞起了同一个人,你们说多有意思!如果说他们当中有真实的,那么只能是一个人真实,不可能三个人都真实。因为如果三个人都真实的话,那么就是在那一天里,打捞起了三个老舍!还有一个可能,就是可能三个都不真实,他们三个人捞的都不是老舍。那么,就是说,我作为一个记录历史的这个人,我就把他们三个人所说,必须如实地、只字不动地、完全呈现在历史的桌案上,作为历史的原始的素材。至于他们说的对、错、真、伪,完全留给我们每一个人在接触、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你自己在脑子中进行甄别和判断。因为我不能按照我的主观的判断,在采访每一个人的时候,我做出主观的判断,并且按照我的主观的取舍来说,哪个是对的,哪个是错的,这个是违反史德的,而且也是不符合“口述历史”的这种理论上的做法。

  但这个极端的例子,就提供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理论上的一个话题,就是口述史是信史吗?口述史是可以相信吗?有一个美国的口述史学家,在给学生们上一堂口述史学课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好像是在第一堂课开课之前,老师在讲台上,什么话也不说,学生们坐在底下很安静。边上有一个人,是他找来的,是一个学生,他也不介绍,学生就站在边上,站了大概五分钟,他让学生出去了,然后开始讲课。讲课的第一句话就是问同学,问学生,刚才那个人,大家给我描述一下,长什么样?头发是长是短?戴眼镜吗?穿什么衣服?打领带吗?什么颜色?有花纹吗?等等。结果这个实验很有趣,班里的学生对这个人的描述就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统一的,是刚刚发生的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相信你的眼睛吗?就是所有的在场的人都说是我亲眼见的,肯定是真的。

  用那个美国口述史学家举的这个例子,我们来说太平湖这三位打捞者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实际上也是这样。三个人都在说,是我亲眼见到的,确实是真的,那一天的什么时间,我是怎么样接到通知的,怎么到现场,怎么处理的现场。并且,他能提供出旁证来,就是为什么我认为这个人肯定是老舍。三个人的证据是不同的,有的说,在水中发现了老舍的一捆还没有完全湿掉的手稿,手稿上写着老舍的名字;有的说,在岸边老舍遗物当中有一张名片,名片上赫然印着“老舍”两个字;还有一个人说,我打捞的时候,有我的一个朋友,生前跟老舍先生认识,他知道这个人是老舍。你看,三个人都有充分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捞的这个人真的老舍。三个老舍!这个就让我困惑,让我疑惑了。

  当然,我们也没有能力还原三个现场,因为确实没有三个老舍存在,只有一个,老舍先生作为实际的人和实际的事,在过去确实发生过。但是,照这三个人历史叙述的话,那是根本无法还原的。这个是由口述历史的叙述者,提供的这种历史叙述的证言,给“口述历史”在理论上提出了一个难题,同时也是人们对于“口述历史”老有困惑的一点,就是说,我们愿意相信口述者说的是真的,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愿望。比如说,我们想了解过去发生的某一件事的时候,我们特别希望找到某一个见证人,他是历史的见证人,在现场,他跟我们描述的那个事情肯定是真的。我就想通过这样的调查在这一点上,提供给大家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当你在面对约定俗成的某些历史的人和物的时候,你的脑袋里面要打一个问号,要提出一个反思,就是历史的叙述者,口述者,他说的可能跟历史的原始记录,原始的样子,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一样的。

  探讨到底是谁打捞了老舍,并没有太实际的意义,但理论上有它的一定的价值。那么,在这背后我们要继续提出疑问了,就是老舍先生作为“人民艺术家”,为什么会死?为什么会投水而死?投水为什么会在太平湖而死?这个应该是我们思索他死亡背后的存在。这么一个“人民艺术家”,消失得无声无息,瞬间就沉入了历史的黑暗,没有人知道他在临死前经历了怎样的心灵和精神的巨大苦痛,他在投水之前,不管是有一天一夜的时间也好,不管是按别的叙述者所说的,他可能时间很短也好,但肯定他坐在湖边,面对那片太平湖水的时候,他在思想,他在思考。他的作品中也有这样的描述,《老张的哲学》里面写的那个26岁的李静,在描述她死之前有一段伏笔,就是说:自杀者面对水,他可能哭,也可能笑,有时候也会问:宇宙是什么?生命是什么?而这自问自答的结果,是他坚定了他死亡的决心。

  那么,我想,作为一个“写家”的老舍,在死亡前的那段时间里,甚至死亡前的那一刻,他肯定想了很多很多,他怎么想的,那么这个只有在九泉之下的老舍向我们来叙述了,这个是无法还原的。同时,这件事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艺术想象的空间,就是你看,“老舍之死”,在历史事件发生多年之后,老舍被平反之后,人们开始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纪念老舍,纪念的很有趣的一个话题,很有思想价值的一个话题。就是把“老舍之死”改编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有书,有话剧,现在还有歌剧,就是他带给了我们很多东西,他留下了很多的空间,这个空间有历史的,有艺术的,艺术家们、作家们可

  以根据留下的这个巨大的历史空间,驰骋自己的艺术才华,去填补很多东西。

  “老舍之死”现在其实已经成了历史传说的一部分,是在不经意间。你在读这个《老舍之死访谈实录》的时候,你在看了这些证言的时候,你有的时候往往可能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历史可能是按照人们今天的某种想象重新编排、过滤,重塑的历史。那么,既然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不在于“老舍之死”的那个现场,是不是能够真正地还原,而在于我们怎么样把我们今天对于“老舍之死”的认识附着到上面,赋予它真正的活生生的历史生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人所应该做的,也是后人所应该做的,因为它带给了我们太沉重的思想的话题,如果这个话题没有深刻的认识的话,我们可能会重蹈覆辙。我就是带着这样的疑问,带着这样的思考,十几年当中不断地寻找、挖掘历史的证人。虽然开始的时候,我抱着一种特别强烈的一种心态,就是什么呢,我找到每一个人肯定是真的,我现在已经不在乎找的人是不是真的,只要他说“我那天在现场”,我就去找他,看他怎么说,把它如实地记录下来,更多地、更丰富地提供细节。因为今天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应该已经不仅仅地停留在既定的某一种对于历史的文化的诠释上,而应该更多地去关注,历史所呈现出来的多面性、复杂性,以及在过去这个历史发生过程当中的过程性。虽然细节并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全部,但是如果没有细节,历史是建立不起来的,是不立体的,不活的。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某些历史事件的时候,都是由历史事件的种种的细节把这个历史立体化了。我们可能对(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吧,那个影片叫《甲午海战》可能印象非常深,一曲凝重的、悲怆的爱国主义悲歌,对邓世昌,我们是那么的难忘。但是,随着历史的细节的浮出水面,随着历史档案的解密,随着我们对于历史的深入地了解,你会发现《甲午海战》是艺术的历史,是艺术的真实,它可能不是历史的本真。

  那么,现在我们来思考老舍先生为什么会死?关于老舍先生的死呢,大体上有这样的三种意见,就是对老舍先生死的认识。一种呢,觉得老舍先生的死,可以跟屈原、田横五百壮士相提并论的,是舍身取义的,是抗争的,表现出一种拼死的、不屈的骨气。这个可以简称之为“抗争说”;还有一种呢,就是说老舍先生死是因为他绝望了,他在建国以后曾经非常地顺过,很多人就是讲,老舍先生一直开“顺风船”,因为《龙须沟》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然后又不断地有创作出来,又有《茶馆》这样的第二个高峰。由于他很顺,所以到了“文革”的时候,面对突如其来的这种暴力和侮辱,老舍先生心灵之脆弱无法承受,绝望了,去死;还有一种呢,就觉着那么懂得幽默的老舍,为什么不在那个时候幽默一下,就可以躲过这一劫了?比如说,人们提出一个假设,就是如果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文联,就不会碰上那场批斗,没有那场批斗,没有挨那顿打,老舍先生的心灵和精神没有遭受那样的屈辱的创伤,他可能就不会死了。首先,历史是不可以假设的,就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假设真的进行历史还原的话,就是老舍先生那天不去,是不是可以不死,我觉得,难!在他几乎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形下,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场惨烈的、血腥的运动,批判、侮辱、毒打,是这样一个六十来岁的老人,以写作为生的一个作家无法承受的。就是老舍先生的死,我觉得,是必然的,偶然中有它的必然。就是如果“8·23那天他躲过需去了,估计后面还会有“9·23”,“10·23”,他躲不过去。

  那么,老舍先生的死为什么选择太平湖呢?太平湖周边离老舍先生家更近的,有什刹海,有后海,有积水潭。有没有他刻意的选择?选择自己死亡的归宿?我想,作为一个大作家来说,作为老舍生来说,如果有第六感的话,他可能在自己的第六感中,把自己死亡的归宿刻意地选在了太平湖。我们可以提出自己的一种思索,把这个思索当成一个证据把它选定这个归宿的地点把它连在一起。作为作家的老舍,生前写了无数的作品,而他大多数的优秀作品的故事的发生,几乎都是在他祖上正红旗下的属地,就是北京的西北。《四世同堂》的故事是发生在老舍的出生,地护国寺的小羊圈胡同,他出生在那个地方,青少年成长在那个地方,他所接受的私塾教育,以及到后来上缸瓦市教堂,作品当中描述的很多人和事物,以及情景的发生,大多数都是在那个地方。就是他对自己生于斯长于斯,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可以说是自己精神的故乡,真实的故乡,心灵的故乡,再熟悉不过了。有一个现象非常有趣,就对老舍作为一个作家来说,其实不单单是老舍。就是我们看老舍写北京的作品,除了他晚年的最后一部《正红旗下》,其他的那几部非常棒的作品,《离婚》、《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老张的哲学》写北京的,都不是在北京写的,都是在北京之外,或者伦敦,或者济南,或者青岛,或者重庆。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地理的一个现象,或者叫概念。有很多作家,他的青少年时代,决定了他自己今后创作的走向,并且决定了他创作的风格。老舍先生也是这样,就是他虽然写的时候,可能自己不在北京,但是他度过了青少年时代的那个地方,已经深深地融化在了他的血液当中。只要他拿起笔来写北京,他脑子当中就全是他生活过的那个地方的人、情、物、事。像他写《四世同堂》在重庆写,抗战期间他也没在北京,那么他就把那个情节安排在他出生的那个小院,小羊圈。这是一个作家的本领,就是他调动起了自己作为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积累和储藏,而这个储藏是在青少年时代就打定下来了,就注定了。另外,老舍先生当了教授之后,给自己的母亲在太平湖相对城里的那个地,买了一所房子,十间大北房。老舍母亲在那儿住了十年。老舍先生的死,和他给母亲买这房所在的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相交?这都是我们可以思考的。

  老舍先生的母亲是在那儿去世的。老舍在写《我的母亲》这篇文章的时候,当他听到,把性格和生命传给他的母亲去世噩耗的时候,非常地悲痛,因为母亲是带给他生命的人,也是把自己软中带硬的个性传给老舍先生的人,他自己深爱着自己的母亲。那么,当他自己完全悲观、绝望,或者说,也要去抗争的时候,他可能会想到自己的母亲。

  老舍先生在《我的母亲》里边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叙述,就是“八国联军”侵略北京的时候。那年一岁的老舍先生在家里面,“八国联军”进了小院,四处搜查,刺刀捅了一个箱子,后来那个箱子压着老舍先生,“八国联军”走了之后,妈妈把那箱子搬开之后,发现底下有个小孩,压着老舍先生,就是如果当时箱子不是空的,箱子里有东西,可能会把这小孩压死,而如果不是翻箱子的时候,老舍先生掉出来,他还在箱子里边,可能“八国联军”一刺刀就把老舍先生给杀死了。而老舍先生的祖父呢,是在保卫北京城的战斗当中,作为正红旗的一名护兵,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老舍的母亲从那一刻开始,就担当起了全家的重任,给人缝补衣服,给人做佣工,把这个孩子抚养成人。那么,老舍先生对于母亲有怎样的情感,可想而知。

  还有,老舍先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曾经在北京师范大学教小说。北京师范大学是在太平湖北岸新建的校舍,那个时候太平湖还没有填平。他可能熟悉那一带,他可能喜欢那一带,喜欢那一带水面,因为老舍先生对水有一种情感,他就觉得坐在水边上,看到水里的游的鱼和蝌蚪,感觉是那么的愉快,完全自由自在。还有,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在今天的大钟寺一带,也是在北京的西北。就是我们把这些综合到一起,你看,老舍先生的出生,老舍先生的成长,老舍先生给母亲买的房子,老舍先生父亲的去世,老舍先生家的祖坟,再加上他作品当中所描写的那么多的人物、情景,全在北京西北。那么,他到北京的西北的太平湖去投湖,我想,我们可以得出自己的一个理解吧,至少我是那么理解的。

  老舍先生在他23岁的时候,给比他小一点的学生做过一次公开演讲,他在这场演讲当中,曾经就提出来,因为他那个时候已经入教了,说耶稣基督仅仅是负起了一个十字架,我们要准备牺牲、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要打破旧世界,一个要建设一个新世界。富有青春朝气的一个年轻人,就是有那种骨气,要牺牲。抗战的时候,老舍先生抛妻舍子,提只皮箱赴国难。在《入会誓词》当中写下:“生死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当一个尽职的小卒就够了。”当日寇的军队从大西南迂回到贵州,威胁到重庆的时候,重庆人心惶惶,都开始准备撤离了。有朋友问老舍,你怎么办?老舍先生说,附近就是滔滔的嘉陵江,又没有盖,我不会逃走。

  这已经是老舍先生自身的性格的骨气的一种表征,一种表象。我们很多人觉着,老舍先生那么幽默,那么外场,那么会跟人搞关系,八面玲珑;甚至,还有人说,老舍先生很世故。你看,他把外场都招呼得体体面面的。有人觉着这样一个性情的人,最后自杀,难以理解。但老舍先生的性格呢,有他软中带硬的个性。刚才已经说到了,他是一种软中带硬的个性,是从母亲那儿继承来的。这种软中带硬的个性,也体现在他还回来对待母亲。他宁可跟母亲断绝关系,也要拒绝母亲跟他说的亲事;在小的时候,他背着母亲去报师范;抗战的时候,他抛妻舍子。这都体现了老舍先生性情中软中带硬,或者说很刚烈的那一面。

  他在他的作品中,也流露过这样的意思:“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于斗争,经过斗争,谁去死,却不一定。”我们想想,老舍先生也是这样,他死了,他斗争了。然后,今天我们来看,谁死了?不一定!老舍先生没死,还活着!所以,这个同样是我们今天依然在纪念老舍的一个原因所在,就是一个艺术家的艺术生命在他死后用他的作品,依然在延续着。

  有趣的是,老舍先生之死,我一直那么看,如果原封不动地把它搬上舞台,就是一部特别好的悲剧,就是我们不用进行任何艺术的加工。老舍先生老说,就是他的悲剧论,悲剧的观点:“什么叫悲剧?悲剧就是一个人跟自己的命运抗而抗不过。”老舍先生最后也是这样。你就说,他在建国以后,很顺的那一段,他自己没有思考,没有抵抗吗?他一直在抗争,一直在挣扎。可能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太了解。所以,我们研究“老舍之死”呢,我想,是应该更立体地、多元地、多侧面地去探讨、分析和研究。比如,老舍先生的性格是怎么样的?性情是怎么样的?作品中的人物的命运是怎么样的?这一点非常重要。

  说到老舍先生投水,冰心先生曾经有一句话,包括我采访冰心先生的时候,冰心也跟我说,说老舍先生肯定是要投水自杀的,为什么呢?因为老舍先生作品当中,很多好人的结局都是投水。就是老舍先生为笔下很多善良人安排的命运,最后的命运是投水而死。作品中有很多人,而从艺术的人物和现实的老舍,最具有可比性,或者说最贴近的一个是《四世同堂》里面的祁天佑,他在遭受了日本人那样的侮辱之下,挂牌游街,不甘屈辱,绝望,最后投水而死。

  其实,我们考察和研究“老舍之死”不应忽略了老舍作品所提供给我们的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我只举三个小例子。1941年的时候,老舍先生写过一篇篇幅不长,却意味深长的散文,叫《诗人》。在一般人的印象当中,诗人好像狂士啊,疯狂啊,不修边幅啊,大大咧咧。但是,他们有一个心底的精神的底线。就是“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那么,老舍先生最后临死之前,也是“及至社会上有了大祸患,他会以身谏,他投水,他殉难。”

  我们很熟悉老舍的《茶馆》最后一幕,王掌柜跟自己的小孙女告别,把小孙女揽过来,跟小孙女说:“让爷爷再看看,跟爷爷说‘再见’!”我们想一想,老舍先生在自己临终前,离家出走的时候,同样是跟小孙女说了一样的话:“跟爷爷说‘再见’!”

  我想,我们不能简简单单地把这个看成是巧合。

  老舍的《茶馆》最后一幕,三个老人在茶馆中转着圈,往空中扔着纸钱,自吊。那么,按照有些历史见证者的叙述:在老舍尸体打捞的现场,太平湖的湖面上,也撒落了很多的纸片。如果这个历史叙述者对历史现场的描述是真实的话,那么,老舍《茶馆》中的三个老人扔纸钱、自吊,这个艺术真实的场景,和老舍先生投湖之前,这个真正的历史的悲剧竟然构成了绝妙的呼应。艺术的悲剧、历史的悲剧,竟然是这么地契合一起了。

  芦苇丛生,充满野趣的太平湖填平了,建成了北京地铁修理总厂。人们每天坐着地铁,奔至各自忙碌的生活。但我想,他们的脑子中是不是不应该是空白一片。我一直觉得,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如果保留,哪怕一小块太平湖的芦苇,都不是有害的。这一根芦苇,可以把老舍之死同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同我们目前发展的历史联系起来,挂在一个历史的挂钩上。这不禁让我想起法国十七世纪思想家帕斯·卡尔的一句话:“人不过是一根芦苇,是所有生物中最脆弱的生物,但这是会思想的芦苇。”如果可能,我愿意做这样的芦苇。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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